聚光燈下光鮮亮麗的明星，在為自己和這個行當創(chuàng)造巨大利益的同時卻始終承受著它無情且速朽的生存規(guī)則。也許今天的市場和媒介環(huán)境，根本不是管得多與少的問題，而是亟待重新建構。

　　呼吁重視抑郁癥是“頭痛醫(yī)頭”

　　一個年輕藝人用結束生命的方式引爆微博，一時間各大新聞媒體、門戶網站、自媒體各類相關文章趕著“熱點”發(fā)出。這是媒介生態(tài)的殘酷性所在，無論悲喜，只要是公眾迫切渴望了解的，總會被媒體競相追逐。相對一些熱衷散播粗陋謠言的營銷賬號，較有影響力和道德自律的媒體，討論得最多的是三個字——抑郁癥。

　　對于普通人，抑郁癥也許是非常“小眾”的疾病，但在娛樂圈，似乎普遍得多。早有媒體盤點過得抑郁癥無法工作甚至自殺的明星藝人，最廣為人知的大概是張國榮墜樓自殺事件。實際上，愈是在娛樂工業(yè)發(fā)達的國家，抑郁癥的陰影在圈內愈是如影隨形。據韓國相關統(tǒng)計顯示，40%的韓國藝人患有抑郁癥，30%的人甚至表示曾想過自殺。

　　但是，僅僅站在諸多悲慘結局上呼吁關注抑郁癥，除了消耗流量外于事無補。如果是極少數的藝人由于抗壓力差從而患病，不足為奇。但如果是一個群體性的問題，就不能只從呼吁重視抑郁癥的層面來討論了。

　　國內沒有娛樂圈患抑郁癥藝人的統(tǒng)計，也許稍微比韓國樂觀些，但從兩國相似的文化環(huán)境和全球化影響下趨同的娛樂工業(yè)生產機制，大概我國有不同程度抑郁癥的藝人也不在少數。較知名的例如鄭秀文、吳彥祖、張惠妹、張家輝、楊坤、張靜初、張杰、姚笛、薛凱琪、范曉萱、王杰等，均曾公開承認飽受抑郁癥侵擾。

　　所以這個圈子的抑郁癥，一直以來就不是個體的病癥而是整個行業(yè)乃至社會的病癥。而今天高度信息化的媒介環(huán)境、新陳代謝極快的娛樂生產機制，加劇了從業(yè)者的焦慮感和不安全感。

　　網絡社交平臺上誰都可以發(fā)表的、隨處可見的惡意評論可能讓人立刻崩潰，公司間的不良競爭或者恩怨糾葛也可能集中反饋在藝人身上。一定程度而言，藝人的工作甚至私生活，是社會負能量的一個宣泄口。但你我茶余飯后的談資，卻可能讓承受這一切的人——鏡頭中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身心俱受重創(chuàng)。

　　依靠“行業(yè)自律”是偽命題

　　藝人工作繁雜，尤其所謂的當紅“小鮮肉”、“小鮮花”們，高強度工作已十分疲憊，還要應對無孔不入的外界評價，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我們熱衷明星八卦——尤其是“偷拍”得來的明星隱秘一面，滿足吃瓜群眾的窺私快感。由此衍生的“狗仔”行業(yè)在今天愈發(fā)壯大。而關于這個行業(yè)存在的合理性，我們心里默認的和“狗仔”們自我辯駁的，無非是：明星是公眾人物，忍受外界更多的注視和議論理所應當。

　　但這個“理所應當”的限度卻很難用行業(yè)自律去把握，否則也不會有那么多明星自嘲“會拉好窗簾”。當然，也許公眾場合拍到的“周一見”不違背法律上相關的隱私條例，但對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甚至連所謂“受害人”都不愿意公之于世的私事，通過偷拍渠道獲得而與媒體交換，其實名不正言不順，皆為利也，更別玷污了“新聞理想”。

　　80多年前，阮玲玉那封“人言可畏”的訣別信，到今天還字字泣血。即便那時民眾還不知“抑郁癥”為何物，但個人的悲遇是不足以喚起行業(yè)自律的。或者說想依靠所謂的“自律”的引領一個行業(yè)的良性發(fā)展并保護從業(yè)人員，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人人都有麥克風的信息時代使得人言更加可畏，日益龐大并且漏洞百出的市場更是無形的大手，不知將裹挾著身在其中的人往何處去。聚光燈下光鮮亮麗的明星，在為自己和這個行當創(chuàng)造巨大利益的同時卻始終承受著它無情且速朽的生存規(guī)則。也許今天的市場和媒介環(huán)境，根本不是管得多與少的問題，而是亟待重新建構。

　　□米蘿（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