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當農民工長達十幾年的謝光輝回到了老家——安徽省蕪湖市繁昌縣。他在該縣繁昌鎮農民工創業園開辦了一家以研發生產水暖器材、閥門、管件為主的小企業,工人雖然只有8個,但不愁訂單,加上政府有優厚的政策優惠,效益不錯。

13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市民化問題與對策”專題調研組來到繁昌鎮農民工創業園。在這個孵化了30余家小微企業的創業園里,到處是一派火熱生產的景象。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多數是像謝光輝一樣曾在外打工多年的農民工,而工人基本上都是附近村子的農民。

蕪湖農民工總數約80萬,其中60余萬在江浙滬打工,17萬在本省打工。“近兩年,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和東部沿海城市經濟增速回落,蕪湖返鄉創業、就業的農民工越來越多。”蕪湖市副市長汪華東表示。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2015年我國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比上年僅增長0.4%,而本地農民工數量卻增長了2.7%。

“各級政府都在加快推進城鎮化,可返鄉創業、就業的農民工增加了,這種‘逆城鎮化’現象值得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原書記處書記李濱生對此有點擔憂。

蕪湖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潘懷中也有此擔憂。他說,在蕪湖,城鄉收入縮小,農村又有土地、宅基地的收益,很多城里人愿意到農村生活,有些進城落戶的人還千方百計要把戶口遷回農村,這種“逆城鎮化”可能會影響城鎮化進度。

“我是支持回鄉創業的。如果都到城里落戶,誰來建設新農村?”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原副局長鑒保衛認為,應進一步加大新農村建設,農村生活好了,和城市沒什么差別了,農民就不需要進城落戶了。

鑒保衛所言和城鄉人均收入水平有關。汪華東介紹,在發達國家城鄉人均收入比一般在1.5∶1,地處長江沿線的蕪湖因開放水平較高、產業發展迅速,城鄉人均收入比已接近這一水平,加上農村“三權”依然保留,所以,農民進城愿望并不強烈。

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農民工工作司調研員牟達泉并不同意“逆城鎮化”這個概念。他認為人的流動是自然的,既可以從農村流到城市,也可以從城市回流農村。不能說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了就不利于城鎮化了。城鎮化本質上是讓從事農業的人口越來越少,讓更多的人從事非農產業,要不然很難大幅提高收入水平。

在李濱生看來,我們現在對城鎮化的理解有偏差。不是農民工一定到城鎮落戶了才算城鎮化,而是在工作上從農業轉向二、三產業,以貨幣為主要收入來源,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行為方式向城鎮看齊,就算城鎮化。東部地區的企業都是從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有的地方一個村的產值比西部地區一個縣的產值還要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城市幾乎沒有什么差別,農民工為什么還要進城落戶?難道他們就不屬于城鎮化了?

現在我們確實有一種傾向,就是各地都在以城鎮落戶的數量作為衡量城鎮化水平的標尺。所以,有些中小城市急于讓農民工進城落戶,目的是完成指標。“一旦農民工失業,又享受不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這樣的城鎮化不是‘健康’的城鎮化。”全國政協委員、中央直屬機關工委原副書記楊金永表示。

現場調研結束,委員、專家們在車上繼續討論“逆城鎮化”問題。

一直沒有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林水利工會全國委員會主席盛明富表示,回鄉創業、就業也是城鎮化的一部分。農民工市民化有三個前提———一個是以工業化為前提,另一個是以尊重客觀經濟發展水平為前提,第三個是以農民工的意愿為前提。沒有工業化,哪有產業?沒有產業,哪來就業?沒有就業,哪來城鎮化和市民化?

“所以城鎮化前必須加上兩個字———‘新型’。新型城鎮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推進城鄉一體化,鄉村發展起來了,城鄉差距變小了,甚至沒有了,城鎮化水平自然高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高全立的一句話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時過中午,車已到賓館,大家的討論意猶未盡。

“看來農民工市民化不能絕對化、一律化,要考慮地區差別,因地制宜才是‘金標準’!”全國政協社法委副主任宋育英最后的總結一語中的。“有討論、有爭論,才能增進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