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強調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而地方政府更多的是考慮地方經濟發展。”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直言自然保護區保護與發展的關系是“自然保護區建設管理中最突出的一個矛盾”。

在一些地方,對這兩者關系的不恰當處理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和基層干部群眾參與生態建設的積極性不高、保護區管護人員隊伍不穩定、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的出現。

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保護第一、開發服從保護、開發促進保護”是與會人員在討論中達成的共識。

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不少與會人員建議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建立健全多元化生態補償制度。

“建議逐步構建以國家和省級財政統籌為主,社會參與為補充的多層次、多渠道生態補償機制。”朱維群認為應該引導和鼓勵開發地區、受益地區與生態保護地區,流域上游與下游建立橫向補償關系,采取資金補助、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共建園區等方式實行橫向生態補償。

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研究員曹敏建議“在國家層面制定優先考慮自然保護區及周邊地區的生態補償機制和補償政策”。他同時建議“通過多種方式大幅提高生態補償標準,對這些區域實施生態功能財政轉移支付,以改善當地社區的公共服務體系和提升生活質量”。

與會人員發言中多次提到了社區,也用一些實際的例子分析說明了群眾的參與和支持對于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管理的重要意義。

那怎樣才能實現社區發展與資源保護的協調統一呢?郭層城常委建議“積極開展社區共同管理自然資源的新模式,通過適度參與形成廣泛共識,尋求社區發展與資源保護協調統一”。他希望通過保護好原始的和接近原始的自然景觀,促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努力把人類活動造成的不良環境改造成為對人類有益的環境。

這一觀點和目標與鐘曉渝委員的說法不謀而合。鐘曉渝建議“改封閉式管理為開放式管理,發揮當地政府與社區和居民的共同作用,使當地社區和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自然保護區資源物種的管理與決策工作”。通過建立起保護區與當地社區的開放協作機制,形成一種對外開放的利益共同體關系,以保證保護區獲得持久、良性和健康的發展。

鐘曉渝還提出了另一個改變———“改變為保護而保護的立法思路”,他呼吁樹立以人為本兼顧保護區與周邊居民及當地經濟的共同發展的理念,為自然保護區建設與管理工作提供更科學、更系統、更具操作性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