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約4000噸來自上海的生活及建筑垃圾欲在蘇州太湖西山偷偷傾倒被查獲，這一事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其實，異地偷倒垃圾的環境違法行為，近年來呈現多發趨勢。表面看，這是地方環境容量乃至發展階段的差異，背后卻折射出一些城市垃圾處置能力的短板。

將垃圾留在本地處理與轉運他地處理，費用相差巨大，因此，異地偷倒垃圾實質是將垃圾處置成本與環保風險轉嫁他地。此種違法行為頻頻發生，除了國內垃圾處理方式存在局限外，更與監管不力、違法成本低、地方保護主義作祟等原因有關。

現代城市的垃圾處理大多采用市場化運作模式。環衛機構把垃圾承包給有資質的處理公司，在利潤驅使下，這些公司又把業務層層轉包給更小的甚至不規范的處理機構或個人。公共服務外包本是政府與民間資本良性互動的社會治理方式，但基層環衛機構在將垃圾處理事宜外包后，如果不對承辦單位進行有效監管，那么本該規范運作的公共服務外包就會失范，給違法異地傾倒垃圾者以可乘之機。

雖然我國法律規定了危險廢物轉移聯單制度，但受管理權限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束縛，監管部門即便追責，調查取證也相當困難，加之司法認定上仍存在一定障礙，使得量刑入罪難度大。

杜絕非法異地傾倒垃圾，必須嚴把監管和追責兩個關口。

垃圾產生地的政府部門要切實擔負起監管職責，建立清晰的臺賬，敦促企業依法依規處理。非法異地傾倒垃圾現象一再出現，一定程度上也是流出地監管失察甚至縱容的結果。

打擊非法轉移、偷倒垃圾行為，還要建立嚴厲的處罰制度。對于違法傾倒者，應加大追責力度，提高處罰標準，嚴重的還要追究刑事責任。隨著新環保法的實施，對環境違法犯罪的認定已不再要求必須有損害后果，只要排污行為達到一定標準就可以入刑。如果監管部門敢于動真格，就能對此類不法行為形成震懾力。

但只要城市無法消化自身生產的垃圾，對外輸出就會成為無奈之舉。因此，杜絕非法異地傾倒垃圾，最終還是要向內找到化解之道。為此，政府部門除了要加大投入建設足夠的垃圾處理設施，還要落實垃圾分類收集責任，重視垃圾循環利用，找到科學、合理、多元的垃圾處理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打破地方主義的思維桎梏，建立“一盤棋”的大局意識，依靠跨區域聯防共治形成治理合力，才能從源頭上遏制異地偷倒垃圾行為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