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檢方對于兩起腐敗案提出抗訴，是對職務犯罪濫用緩刑“踩了剎車”，應成為今后腐敗案件量刑的參考性標桿。

近日，海南檢方對兩起貪官受賄數額巨大卻被判緩刑的案件，提起了抗訴。一起是海南省糧食飼料公司原經理潘正壯受賄人民幣55萬元，被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25萬元。另一起是，陳昌強在擔任中國移動澄邁、儋州兩地分公司總經理期間，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64.5萬元，但同樣被法院一審“判三緩五”。瓊海市檢察院認為，兩案適用緩刑不當，依法提出抗訴。

在我國刑法體系，緩刑雖然只是一種刑罰的執行，但是在公眾心目中，緩刑和實刑之間涉及人身自由是否被直接限制，所以懲罰力度相差巨大。而對一些職務犯罪的官員屢屢適用緩刑，成為了中國法治之痛，也嚴重妨礙司法的公平性、懲治腐敗的嚴肅性。

2003年至2005年，全國共有33519名職務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緩刑，緩刑率為51.5%。2005年至2009年6月，被判決有罪的17671名瀆職侵權被告人中，宣告免予刑事處罰的9707名，宣告緩刑的5390名，兩者居然占到85.4%。

不應一味強調“重刑主義”，但是對于職務犯罪的懲罰應保持應有的嚴厲性，才能充分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功能”，威懾潛在的腐敗官員。如果適用緩刑畸高，等于讓很多腐敗官員實際逃脫了“牢獄之災”，讓更多的官員去效尤，更易造成“治腐不過是罰酒三杯”的錯誤認識。

為了糾正對腐敗犯罪“量刑”畸輕的積弊，最近幾年，司法機關出臺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釋。比如，2010年最高法《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嚴格控制職務犯罪適用緩刑的范圍。2012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布了《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嚴格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若干問題的意見》，直接明確了“嚴格適用緩刑”的政策目標。

再來看這次海南檢方提出抗訴的兩起緩刑案，“潘正壯案”本身就是一起海口市糧食系統的窩案，涉案人員上至市糧食局原局長，下至企業倉庫保管員，社會影響惡劣，且潘正壯本人受賄額高達55萬元，不能因為他“全額交納了罰金，認罪認罰”，就從寬適用緩刑。“認罪認罰”是一個職務罪犯應該做的，而不是“立功”。

同理，在“陳昌強案”，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先后18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64.5萬元，受賄時間長、行賄人員眾多，情節嚴重，影響惡劣，也缺乏適用緩刑的充分理由。

總之，對職務犯罪量刑，不能把《刑法》中的“可以適用緩刑”理解為“必須”，乃至“不適用緩刑就不對”，這是“反認他鄉作故鄉”，是沿襲了前些年對職務犯罪畸輕處罰的積弊，不符合“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反腐精神。在對于其他犯罪很少適用緩刑的司法環境下，對腐敗官員緩刑適用的不均衡性，也引發司法公平問題。

這次海南檢方對于兩起腐敗案提出抗訴，是對職務犯罪濫用緩刑“踩了剎車”，應該成為今后腐敗案件量刑的參考性標桿——沒有充分理由，就不該對職務犯罪適用緩刑。

□徐明軒（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