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焦慮在蔓延。這股情緒，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在河北涿鹿縣教科局前任局長郝金倫的辦公室里。后來，它又縈繞在涿鹿大街小巷學生家長的心頭。只剩結果無比清晰：河北張家口涿鹿縣委、縣政府今年7月下發通知，在全縣中小學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教學模式。帶著心中難掩的憤慨和失落，郝金倫辭職了。那篇公開了的辭職演講，又將這份典型的中國教改局部樣本，重置于廣闊的輿論場。

5000多年前的涿鹿之戰，對于古代華夏族由野蠻時代向文明社會的轉變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今看來，5000多年后的涿鹿教改，亦在中國教改走向深水區的時候濺起玄妙的微瀾。反思的維度有很多，有人說這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堂吉訶德式演出，有人說這是應試體制下白天不懂夜的黑，連人民日報也忍不住喟嘆一句——如果高考制度改了，涿鹿教改還會那么難嗎？吐槽與抱怨，冷眼與熱血，其實都破解不了涿鹿迷局。涿鹿教改折戟而返，真的問題漸次清晰：迷戀模式，急速推進，悲壯的教改，難免就真的成了“萬里行軍，回頭一看，孤軍深入，既無援兵，又無糧草”！

在中國，教改是個敏感而繁復的概念。遠有南科大的宿命，近有郝金倫的遭逢。可是，教改也不是扯旗子就能上山的“勇敢者游戲”，道理亦不復雜：其一，改革不只需要“有心”，還要“有道”、“有術”，懂得十八般武藝，抓住利益攸關者的共情；其二，中國教育習慣了保守傳統，各色特長加分取消了、分省命題走向一張卷了，這個時候，教改如果不能與高考體制完美匹配，難度系數可想而知。可問題是，怎樣的教學體制才能與眼下的高考“郎情妾意”著呢，涿鹿當地的家長們一語中的——“保證孩子考清華，就讓俺孩當實驗品。”至此，填鴨教育與高考成績之間的癡纏，哪種花式教改才能打破這層關系？

理想主義的教改，與現實主義的成績，構成了吃力不討好的關系。這個僵局，郝金倫破解不了，孔子在世怕也只能攤手聳肩了。這就像一塊病灶，大家心知肚明，卻也不至于傷及性命，于是“紅腫之處、艷若桃李”，竟也充當了美之顏值。傳統教育模式大概就是這樣子——譬如衡水二中的“籠子”、譬如毛坦廠中學的“神樹”……壞掉的圖騰大家都心如明鏡，可誰愿、誰能打破這種根深蒂固的利益平衡？

教改不像車改、稅改，由下而上是注定命途多舛的。因為一個地方的改革，總是空懸在高考制度之下的：對手不變、競技規則不變、潛規則沒人管，除非你當真有“洪荒之力”，不然，憑什么斗得過各種偷跑、各種違規的賽場？就像當地官員評論說，“這場改革（涿鹿教改）的推動者和反對者，誰都沒有壞心思。”可沒有壞心思的改革，為何折戟在聲浪如潮的不滿中呢？這個問題無非兩個答案：要么是改革本身出了問題，要么是不改革的現狀本身就問題重重。于前者來說，對于模式的迷戀，恐怕恰恰是教改最大的癥結所在。“三疑三探”再好，需要當地教科局用攝像頭來“推進”嗎？于后者來說，各自恪守現狀的默契，不過是劣幣驅逐良幣。

不管風朝哪個方向吹，教改終究要落地。《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要“增強學生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于此而言，“三疑三探”不啻有益探索，但，涿鹿教改最終黯然收場，再次歸謬的仍是一些老理：一個人推動不了一項重大改革，一種模式拯救不了盤根錯節的中國教育。自上而下的改革，需要山呼海應的協同，需要共識滿滿的合力，因為今日的中國教改，從來就不是勇敢者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