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7月16日凌晨四點多鐘，還未從前夜的法國尼斯恐襲當中回過神來的世界，目光瞬間又聚集到了土耳其。一場政變正在發生，通過新媒體的傳播，全世界同步圍觀著這場政變，各種彼此矛盾的信息不斷從土耳其、從德國、從英國、從美國傳出來。北京時間六點多鐘的時候，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不明地點用手機軟件facetime接受CNN采訪，并號召民眾“上街去，給他們你們的回答，我也將去安卡拉的廣場。”土耳其民眾也確實紛紛走上街頭示威，對政變者表示明白的抗議，示威民眾沖進了伊斯坦布爾機場，在安卡拉爬上了坦克。這一刻，可以斷定，土耳其政變的結局已經注定。果然，到了七點多鐘的時候，傳出的新消息是，政變者已經被控制；八點多鐘，埃爾多安的飛機降落在了伊斯坦布爾；后續的各種沖突就是打掃殘局罷了。

無疾而終的未遂政變，在歷史上不盡其數；成功的軍方政變，在土耳其現代歷史上也并不稀罕，在1960年到1997年之間，發生了四次，差不多十年一次。但是被全世界如此近距離圍觀，讓人產生這種眼花繚亂的現場感與變幻感的，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這都是第一次。它很可能會在人類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筆，因為曾經讓人津津樂道、促成了中東北非劇變的“推特革命”，在這次埃爾多安的政治應對中，呈現出了其另一面相。他通過新媒體的技術手段，直接訴諸民眾，粉碎了原本有可能會成功的政變——政變者已經控制了電視臺，在過去這離政變成功就是一步之遙了——使得自己的權力獲得了一次更強的正當性試煉，接下來埃爾多安在國內的政治作為將無人可以阻擋。區別于推翻了威權統治者的中東北非的推特革命，埃爾多安此次通過新媒體的動員力量，成功地維系了其朝向威權的統治，也可被視作廣義上的推特革命。推特之類的新媒體，作為純粹中立的技術，其政治意涵在這一刻才真正深刻而又完整地呈現出來。

談到幾年前的推特革命，便有必要簡單地解釋下其發生的社會背景。

在伊斯蘭國家、尤其是中東北非國家，軍隊是近代以來最先仿照西方模式組建起來的現代化力量，有著深遠的世俗主義傳統；而在廣大的基層社會與鄉村當中，現代化的滲透還比較有限，大眾則更多地有著宗教取向。軍隊與民眾之間的對峙關系因此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國家都發生過軍人政變推翻民主選舉結果的事情。西方世界對此頗感糾結：倘若支持民主結果，則會出現一個為西方所不喜的宗教取向政府；倘若支持世俗的軍隊，則民主的尊嚴蕩然無存。兩害相權取其輕，西方國家一般是默認了政變的結果，而這也就帶來了中東北非國家非常普遍的、軍人出身的總統所推行的世俗主義威權統治。

這種威權統治一定是精英政治，大眾沒有多少發聲空間，只能憤怒而又沉默地接受；而統治精英則依憑其優勢地位獲取了大量的尋租空間，將世俗主義的政治轉變為分肥政治，用國家能力收買少數精英群體，同時對各種構成民間組織資源的宗教組織進行打壓，使得民眾散沙化以利于統治。電視臺、報紙等宣傳媒介，則在統治精英的控制下，對統治進行反復粉飾。

推特革命則從技術手段上改變了這種態勢。沉默的大眾獲得了全新的發聲能力，并且以自媒體為載體獲得了全新的動員和組織方式——我們在這里姑且以“推特”作為自媒體的象征性統稱——可以看到，推特區別于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的最大特征在于，信息在這里是分布式生成與傳播的，傳統媒體單向傳播的政府聲音，在推特上多向傳播的信息洪流當中會被消解掉，甚至成為嘲笑的對象；而推特的分布式特征，使得其在本質上無法被管制，再加上其服務器本身的跨境性存在，于是政府用以控制傳統媒體的終極方式——對其進行物理性的控制，成為不可能。推特使得時間和空間被消解掉，形成多中心的動員和組織方式，政府通過控制個把宗教領袖就能夠消解大眾組織能力的統治手法，也就此失效。政府正當性的欠缺在推特上被放大，政府對民眾的控制手段失效，又適逢經濟危機，中東北非諸國政府對社會進行收買的財政能力急劇下降，推特革命遂難以遏抑，掀起連鎖反應。

但是很多歡呼推特革命，認為威權統治因此將終結，民主即將來到中東北非的人們，卻并未注意到，推特本身只是通過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實現了過去的技術條件下無法實現的動員機制，從而帶來了大眾政治的新的可能性。動員仍是此中的核心要素，但動員的方向并不會被單向地鎖定在反抗威權這個方向上，其政治后果可能是極為復雜的。

土耳其這次的未遂政變，政變軍人原本已經控制了電視臺，發表聲明稱已掌控國家政權，將組建“和平委員會”，并可能出臺新的憲法。這是一種典型的傳統政變方式，只要能夠控制住電視臺，向全國發聲，同時令原有統治者失去發聲的機會，在信息是單向傳播的時代，政變也就差不多成功了。代表精英的軍隊政變者，仍然視大眾為沉默的大多數，認為自己通過電視臺代表土耳其人民發聲，不知所蹤的埃爾多安將束手就擒。

未料到埃爾多安通過新媒體，實現了一種脫離時間與空間約束的政治動員。在埃爾多安的鼓動下，被軍人所無視的大眾走上街頭，直接表達出自己的政治意志，埃爾多安通過“推特”直接訴諸民眾，暨民主選舉之后以更強勁的方式再次確認了自己與人民的政治契約，其正當性以最直接、最強悍的方式呈現了出來。民眾的直接行動，使得軍人通過電視臺來“代表土耳其人民”的努力化作泡影，原本占據優勢的政變軍人瞬間被還原為叛國者。相信埃爾多安也會如他所說，讓叛亂者付出慘痛的代價。

通過這廣義的推特而形成的民眾行動，毫無疑問粉碎了軍人的世俗主義威權統治的努力。但是，獲勝的埃爾多安未必是個民主的虔誠信徒。他在近年的一系列動作，也是一種朝向威權的努力。2015年底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上的一篇題為《一位土耳其將軍；兩位哈佛經濟學家；一場神秘的政變》的文章，揭示了埃爾多安如何用各種上不得臺面的手法，構陷幾位堅守世俗主義立場的軍隊高官，令其鋃鐺入獄的事情。埃爾多安在此事中更深的政治意圖尚不可知，但歷史反復地證明，用目的的正當性來為手段的不光彩來進行辯護的政治操作，其結果從來都是手段反過來綁架了目的；即便埃爾多安的目的非常值得贊賞，但他的這種操作手法本身只會令其最后走上威權統治的道路。只不過，區別于軍人威權，埃爾多安的威權有著一種大眾基礎。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推特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大眾動員手段，但它是中立的技術，大眾動員所可能指向的政治意圖與后果，是獨立于推特這種技術的；推特的出現為我們分析政治問題帶來了新的變量，但并不會因此改變政治的本質。

走筆至此，再上新媒體圍觀一下土耳其政變的直播，正看到大批參與政變的士兵投降的畫面。短短的這幾個小時，給人一種卡夫卡世界的錯覺。抱持現代觀念的軍隊，遭到埃爾多安一種后現代手段的反制，但其導向的方向會是什么呢？現代的？后現代的？前現代的？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寫于政變發生七個小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