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才,我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生死以之,奮斗到底。加入中國共產黨了卻了我終身的愿望。”

1979年4月8日,我的祖父許德珩在參加中共中央統戰部為他舉行的入黨儀式后回到家中。他沒有像往常一樣直接到書房休息,而是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嚴肅地對我說了這番話之后才起身走向書房。

那時,“文革”剛剛結束,社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對執政黨的批評此起彼伏。祖父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年已89歲高齡。

面對當時的社會環境,我的祖父深思熟慮后做出一個決定,再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

入黨是需要介紹人的,鄧穎超同志知道后毫不猶豫地在我祖父的入黨申請材料上寫道,“我與許德珩同志從重慶時期開始共事,我對他的情況完全了解,他符合共產黨員的標準,我愿意介紹他入黨。”

但祖父與共產黨的關系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期。那時,他與幾名“五四”健兒共同創辦了《國民》雜志,也就是這份在當時頗有影響的雜志刊登了《共產黨宣言》。

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祖父以教授的身份推動“一二·九”運動,被當局以“共黨首要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獄。面對審訊,他慷慨激昂地說,如果愛國有罪,我愿坐穿牢底。

抗日戰爭爆發后,作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與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和鄧穎超等中共參政員一道反內戰、反獨裁。受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鼓勵,他發起了九三學社。但就是這樣的行為,我的祖父被國民黨右派譏諷為“共產黨的尾巴”。祖父并沒有解釋什么,但他私下里告訴了我他當時的回答,“我不是共產黨的尾巴,我是共產黨身上的一根毫毛。”

到了1946年,祖父是北大復原后第一個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的教授。在北京大學最大的教室里,祖父對數百名學生說:我在北大畢業后到法國勤工儉學,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我接觸了許多社會學家,念過孔德等人的書,后來讀了馬克思的書,才真正找到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他在黑板上寫下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一段話并給大家念了一遍,然后說,我講的社會學,就是以這段話作為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建黨40周年前夕,祖父賦七律兩首以志慶祝。在這個重大節日,數十年來加入

中國共產黨的愿望鼓勵他給水產部黨委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我向您們寫這一短簡的申請書,誠懇地表示我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決心和志愿,請您們加以考慮。我不能再站在黨的外面,而應當參加到組織里面來,受到更多的、更嚴格的教育,加速自我改造,把我晚年有限的時間,以至全部的生命貢獻給黨、貢獻給人民革命事業。”

祖父去世后,黨中央給他的評價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這是祖父一輩子的追求。

再來講講我家的第二位共產黨員,我的姑父鄧稼先。

1985年秋,我的姑父,中共中央委員、核工業部第九研究院院長鄧稼先躺在301醫院的病床上。他忍著病痛,向院黨委要來了整黨學習材料。

認真地學習之后,他親手寫下了一千多字的學習體會,表達了他對黨的事業忠貞不渝的感情。他在《黨員登記表》上寫道:自己雖身患癌癥,但矢志不移,盡量做些力所能及的科研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而努力奮斗,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貢獻自己的力量。

院黨委的同志們看到材料后,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們說,如果黨員都像老鄧這樣,哪里還用得著整黨!

我的父親許中明,他1950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父親從事廣播電視科技工作五十年,曾經擔任第五屆至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89年秋,在一次關于時代精神和青年思想工作的座談會上,他發言說,我們應該本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建設我們的國家。

當時,我覺得父親的發言不太合時宜。隨著個人的成長和社會的發展,我越來越感覺到父親這個發言的中肯和重要。歷數此后二十多年來落馬的貪官,哪個不是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哪個不是忘記了艱苦奮斗的本色?

我記得17歲的馬克思曾經在他中學畢業論文中寫道:“我們在選擇職業時所要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

而我想以我祖輩和父輩的生平告訴大家,共產黨員的人生目標就是實現共產主義!(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