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的乘客金波暈倒在北京地鐵站臺上不幸身亡之后，有關中國社會急救體系的討論又一次進入了公眾視野。

在金波生前擔任副主編的天涯論壇上，不乏“一個普通急診醫生的真心話”這樣的話題。但這一次，引發討論的是他本人的猝死。

6月29日晚，北京地鐵6號線呼家樓站的站臺上，正在回家路上的金波倒在地鐵屏蔽門前的人流中。他得到了陌生人的急救，但沒能蘇醒。

身為一位在網絡空間頗具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和一對雙胞胎女兒的父親，金波之死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其實，公共場所發生心臟驟停的病例屢見不鮮。幾乎每一起此類事件之后，都能聽到急診科醫生發出的零星呼吁，包括對倒地者及時實施高質量的心肺復蘇，以及為公共場所配備救命的電除顫設備。如果在呼嘯的救護車到來之前得到有效急救，一些停跳的心臟完全可以復蘇。

每一個逝去的生命，都應該能夠“推動社會急救體系的一點進步”，擁有28萬名微博粉絲的廣州醫生王西富在他的微博賬號“急診夜鷹”中指出。

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這位醫生看到的，是悲劇的一再重演。

如果只是等待，等救護車等于等死

地鐵站里，雙腿并攏、蜷縮一團、左手捂著心臟部位的金波，得到了多位陌生乘客的施救。

兩名年輕的女乘客跪下來，輪流給他做了人工呼吸。一名講英語的外國姑娘主動上前，雙手疊在他的胸前，開始了有規律的連續按壓，嘗試做心肺復蘇（CPR）。

此時，站內工作人員一邊疏散乘客，一邊撥打急救電話。

王西富根據現場錄像挑出的瑕疵包括：從急救過程來看，施救者很多時間花費在猶豫、商量及人工呼吸上，胸外按壓用時很短，只持續了55次。在場地鐵公司員工沒有直接參與施救。很顯然，地鐵站里沒有自動體外除顫器（AED）。

他為此撰寫的有關分析文章流傳甚廣，強調此事“折射北京地鐵急救系統性缺失”。

等到金波被送到距離地鐵站約一公里外的朝陽醫院，急診科醫生發現，他已沒有生命體征，屬于突發性心臟病猝死。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王西富形容，當時患者的心臟就像是一個失去控制、混亂顫動的泵，只能實現正常心臟跳動25%~30%的血液吞吐，但是，施以得當的心肺復蘇，一直堅持到救護車到來，就會有一線的希望。

11年來，王西富見過這樣的場景：屏幕上不規則鋸齒形紋理的波形漸漸變得規則，一條生命被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

但更多的時候，他遭遇的是這樣的情形：那條揪著他的心的不規則波形線，緩緩變成一條直線，生命就這樣告別。

王西富和護士輪流不間歇地按壓著患者的胸膛，有時一按就是40多分鐘。上千下的5厘米深度按壓后，他的手不停地發抖。

而這位就職于一家三甲醫院、經驗豐富的醫生，從沒見到過這樣的情況：當他趕到現場，有人正在給心臟驟停者實施正確的心肺復蘇。

針對心臟驟停者，曾有人提出“緊急白金十分鐘”的概念。但在他看來，十分鐘是個太奢侈的概念。

“心臟驟停后，每晚一分鐘生還率降低10%，10分鐘以后生還率還剩多少？”

目前，多地對救護車到達現場所承諾的時間均不相同，美國和日本為7分鐘左右，香港地區的承諾為12分鐘左右，北京為15分鐘左右。

可就算是再好的救護車，在與死神的賽跑中，也顯得力不從心。

王西富坦言，絕大多數心臟驟停者都等不到救護車的到來。“只能靠自救和互救，等急救車相當于等死。”

國家心血管病中心發布的《中國心血管病2014》報告顯示：全國每年發生心臟性猝死預計為54.4萬例。相當于每分鐘約有1人發生心臟性猝死。

而日本急救醫療財團的《2010日本急救復蘇指南》顯示，在日本，由市民發現的心臟驟停患者，由急救隊實行電擊的情況下，一個月后的社會回歸率是17.9%，而由市民實行電擊的情況下是35.8%，是前者的兩倍。

王西富對搶救金波的三位女子贊賞有加，“對于普通公眾來說，搶救心臟驟停是一場遭遇戰”。

拉斯維加斯賭場或許是心臟驟停者最安全的地方

地鐵6號線，全北京人流量最大的地鐵線路之一。在需要急救的時刻，金波卻沒有遇到能夠實施心肺復蘇的救星，也沒有迎來任何一臺自動體外除顫器。

王西富指出，很多居民的急救知識都是錯誤的。他見過一個哭笑不得的場景：當他趕到病人家中時，其家人正在使勁兒掐著病人的人中，而病人因為心臟驟停已陷入昏迷狀態。

今年，中華醫學會科學普及分會、中國研究型醫院學會心肺復蘇學專業委員會發起了“全國心肺復蘇普及進億家精準健康工程”。實施這項工程的背景是，我國面臨心臟驟停患者院外CPR成功率低于1%、CPR技術的普及率低于1%、醫務工作者向家庭成員傳授CPR技術低于1%的“三低”窘境。

主辦方提出，我國現有醫務工作者及經過CPR專業培訓人員近兩千萬名。通過普及工程，希望在兩億人中普及CPR，使其普及率5年后增長至15%~25%，“接近發達國家心肺復蘇最低普及率”。

與之對照的是，法國CPR培訓普及率為總人口的40%，德國為80%。美國僅接受過CPR技術培訓的人數就超過7000萬，將近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作為院外心臟驟停者，要想最大程度生存下來，只能依賴于非專業急救。也就是身邊的人急救。而高質量的CPR與盡早實施AED除顫，是挽救生命的最快辦法。”王西富這樣解釋CPR與AED的重要性。

他把除顫比作奪回心臟“司令部”而實施的必要打擊，而CPR只是為這項“打擊”而做的準備。“用高級電流，‘嘭’一下子讓所有的細胞都停下來，讓‘司令部’重新奪回指揮權，讓因失控而顫動的心臟重新恢復跳動。”

2015年3月，一位中國醫生因在美國成功救人而走紅，當事人為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唐子人。他在圣地亞哥海洋公園里路遇一位突發心臟驟停的老太太。當時，他立即對其實施了心肺復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國的公園里配有AED，唐子人為患者做了胸外按壓10分鐘左右，就有人送來了儀器。

“唐醫生的及時施救固然很重要，而最終現場復蘇的成功更多取決于是否有自動體外除顫器可以使用。否則，唐醫生無論多么努力地按壓，患者存活的幾率也很低。”王西富說。

在王西富眼中，對心臟驟停者而言，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居然是美國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原因是“夠快”。

在一擲千金的賭場里，輸贏之間刺激太大，心臟驟停的事情時有發生。“遇到心臟驟停，黑衣保安大哥立馬就成了急救醫生，馬上實施CPR加上AED。人醒過來后，直接送醫院。那里心臟驟停的救活率，高達70％。”

據《中國紅十字報》報道，中國目前公共場合配備的AED設備數目不超過1000臺。而美國AED目前社會保有量超過100萬臺。

另有報道稱，2010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因為公眾現場實施AED除顫救治的法律問題未能解決，最終放棄在世博園區內設置AED。

“根據國內的一些規定，AED仍僅限于醫務人員使用。”王西富介紹，這有違AED作為公眾除顫儀器被發明推廣的初衷。

“AED的設計初衷其實是給普通人用的”，王西富說，AED在國內仍舊被定義為醫療器械，其產品注冊表中需要注明，“該產品支持在院前或者院內使用，且只能由受過該設備操作培訓并接受過基本生命支持和高級心臟支持培訓的合格醫務人員使用”。

從1995年起，美國就立法展開了“公眾可獲取的除顫儀”計劃，在公共場所安置AED，并鼓勵非專業人員接受培訓從而能隨時使用AED。

美國國會公布的信息顯示，該國政府每年提供3000萬美元專項資金用于公共除顫計劃。對于急救車5分鐘內無法到達，以及每5年發生過一次及以上的風險高發區，需要依法設置AED，并要明確標識。

一些國家還制定了針對見義勇為的“好撒瑪利亞人法”。根據這類法律，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對陌生人開展無償救助而給對方造成民事損害，可免除法律責任——讓見義勇為者無后顧之憂。

“心喚醒”能否實現標準配置

金波去世之后，他的親友表達了對見義勇為者的感激。

“我們特別要致謝當天在地鐵救助金波的三個好心人，我們不知道你們的名字，我們親人謝謝你們讓金波在他生命最后時刻感受人世的溫暖。”金波的妻兄鄧飛表示。

鄧飛表示，親友們“稍感遺憾”的是，金波躺在地鐵站長達50分鐘內，沒有獲得專業心肺復蘇設備的有力支持。

因此，金波的親友聯合一些公益機構，在他逝世后發起了一支名為“心喚醒”的基金。該基金將以金波的名義，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地鐵、車站、機場、商場等公共場所添置包括AED在內的心臟驟停緊急救援設備，倡導和推動對這些場所的工作人員進行定期的專業培訓。“最終讓公共場所配置心臟驟停救援設備和緊急救助體系成為強制性的標準配置。”

“我們希望，當下一個心臟病人暈倒在站臺時，能夠讓他在第一時間享受最專業的救援，最大限度地為他爭取生命。”鄧飛表示。

其實在國外，特殊人群的急救培訓有著明確要求：德國要求消防員每年必須參加30學時的急救培訓；意大利的外勤警察必須經過初級急救技能培訓，并學會使用AED。

香港《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規定，除醫護人員外的部分工種如保安員、運動及健身教練、空中服務員等，入行條件之一就是獲得急救證書。

“要在為高密度人群服務的人員中，普及初級救生員資質，這個并不難，只需要參加兩天的培訓課程即可。”北京急救中心醫生賈大成說。

擁有20多年從業經驗的賈大成表示，自己多年來一直積極推動CPR和AED的普及，但成效甚微。金波的不幸離世，引起了人們前所未有的關注。

退休后，賈大成常常在全國各地做心臟驟停救治為主題的公益講座，但聽眾并不總是很多，有時候上座率只有50%，更低的時候只有25%。

他的AED普及之路更是困難重重。“主要是錢，一臺AED價格在2萬元到6萬元，你可以問問你們單位愿不愿買一臺。”他開玩笑說。

可王西富認為“錢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他在意的是觀念和教育的改變。

“AED的普及上完全可以學習西雅圖的模式，由政府和個人企業共同出資、或者采用社會捐助的形式，可以在AED上打上捐助方的廣告，也算是一種榮譽。”

王西富擁有美國心臟協會急救培訓師的資質，他認為，西雅圖之所以能成為“心臟驟停生還率高達40%”的地區，很大一部分歸功于教育。

王西富告訴記者，在西雅圖，小學就開始教授急救知識，初中生就能上手做CPR。社會組織會出資做一些急救廣告，營造出一種注重急救的文化。

英國政府也自2014年開始，要求將CPR訓練和AED的使用都納入到學生的急救課程當中，并要求相關培訓器材發到初中，同時對學校購買AED給予優惠。

中國醫科大學四平醫院醫生姜山表示，公共場所AED的普及確實刻不容緩，但目前客觀存在的問題是，普及應該先從醫院每個臨床科室開始。“試想連多數醫學專業人員都不可及的設備，如何在所有公共場所發揮其作用？從醫院臨床科室開始，像防火一樣落實到責任人，逐步推廣，任重道遠！”

在王西富的CPR培訓教學案例中，少不了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相聲演員馬季、作家王小波等因心臟驟停而離開的名人案例。

而他著急的是，看到這些被死神奪去的生命，不少人在發出“運氣不好”和“天妒英才”的感慨后，依然無動于衷，“覺得事情到不了自己頭上”。

在這方面，他與賈大成有著共同的孤獨感：個人的推動力量是微薄的。

“我們需要有一個組織站出來，長期呼吁公眾在急救方面的認識，但在國內，這是極度缺乏的。”王西富的語調嚴肅起來。

他認為，也許個體聲音很小，推動很慢，改變人的觀念很難，但總要有人來呼吁和推動。

7月3日上午，深圳福田醫院護士劉慧娟在高鐵上遇見一位面色蒼白、眼神渙散、突然倒地的中年男子。這位護士在其他乘客的協助下，開始了她的“平生第一次實戰急救”。幸運的是，她成功了。

“看來CPR真的要好好練，隨時會用到。”她對同事感慨。

賈大成把劉慧娟和金波的不同案例都轉發到微博上，繼續“呼喚AED”。

他也知道，會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社會急救系統才能到達他期待的狀態：一個人掌握技能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人人都有救人的技能，人人才都有獲救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