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山人，是我國書畫史上最大的私人鑒藏家。自明代中晚期以來，以他為中心的“嘉興項氏”便成為特定的專有名詞， 頻頻出現在諸家著錄之中。彭元瑞《知圣道齋讀書跋》論及張丑《清河書畫舫》時，批評他“所藏有限，特向項子京家稗販耳。” 其實何止張丑，因項氏而成就自己寶藏者實不可勝數。以安岐《墨緣匯觀》為例，其著錄書畫出自原項元汴庋藏的便有一百三十八件之多 ，而我們今日的中國書畫史，又有多少內容是建立在項氏的藏品基礎之上？

但歷史似乎并沒有給予他很好的評價。明清筆記中的項元汴，除了擁 有驚人的財富，便常常是一副吝嗇而尖刻的嘴臉，又由于文彭兄弟為他擔任過書畫鑒定的顧問，他本人的鑒賞能力也因此被廣泛質疑。他遺憾地未給后世留下一部著 作，卻留下飽受“麗人黥面”之譏的鑒藏印，隨見于書畫史中的煊赫巨跡，那幾乎是人們對他最鮮明的記憶了。而更關鍵的因素還在于文獻記錄的缺失令鉤稽史料的 工作進展艱難，他的面孔故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得愈發模糊，只留下一個概念化的粗陋身影。在以文人為舞臺中心的藝術史寫作框架下，的確鮮有學者會為一個商人 而勞費心神。

傳統藝術史研究的重心是風格研究，隨著西方藝術社會史研究和藝術贊助研究的興起，它們在客觀上推動了對中國書畫鑒藏史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明清的收藏家們，項元汴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引起了普遍的重視。

海 外及臺灣學者較早對項元汴展開了艱辛的研究。那志良《項子京及其印章》、黃君寔《項元汴與蘇州畫家》（Hsiang Yuan-pien and Suchou Artists ） 和翁同文《項元汴千文編號書畫目考》，是早期項氏研究領域的精彩力作。上世紀80年代初，韓國學者鄭銀淑在那志良、李霖燦先生的指導下，完成《項元汴之書 畫收藏與藝術》的碩士學位論文，1984年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刊行成書，成為項元汴研究的首部專著。該書對項元汴的家世、生平、收藏以及書畫創作，都進行 了系統的論述。尤值得稱道的是，鄭銀淑率先利用著錄等典籍，嘗試對項元汴舊藏書畫作出統計與估算，成為我們今天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堪稱篳路藍縷之作。

限 于當時的客觀條件，《項元汴之書畫收藏與藝術》一書在寫作時，尚有諸多重要史料無法得見。例如，作者使用了李日華的《六硯齋筆記》一書，但更為重要的《味 水軒日記》以及《恬致堂集》，鄭銀淑在那個時期的臺灣，或許還無法獲得，甚至很可能并不知道。因此，作者也大大低估了李氏與項氏之間的關系，她推測說： “因為李日華出身于農家，得了進士以后才能夠與項元汴交往。項元汴卒時，李日華年僅二十六歲，尚未中進士，所以他與項元汴的交往不多。” 由于李日華著作在項氏研究中有著特殊的意義，鄭氏因條件或見聞所限，錯過了這些關鍵材料，故而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該書的深入程度。不過，我們不能以今天 的條件苛求一位海外學者，直到今天，鄭銀淑的著作仍是項元汴研究的重要參考書籍。

大陸方面的研究則集中于對項元汴家系的考證。其中，徐 邦達先生的《嘉興項氏書畫鑒藏家譜系略》 、陳祖范先生的《項墨林家系書畫收藏考》 兩篇頗具代表性。1998年，陳麥青先生以日本所見稀有明人文集，撰寫了《關于項元汴之家世及其他》 ，首次披露了項元汴家族的珍貴原始資料，是同類研究中最具影響的文字，也是近二十年來項元汴研究最重要的基礎性成果之一。以上學者的努力，已基本明確了項 元汴家族的基本面貌，對明清以來各類相關文獻的梳理，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2007年，筆者在綜合以上研究的基礎上，發表《項元汴家系再考》 一文，對項氏家系的若干問題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次年，筆者發表《項元汴嘉興活動散考——兼論項氏與吳門畫派的關系》，集中討論了項氏研究中的一些細 節。

2006年及2010年，首都師范大學葉梅及中央美術學院吳仝，分別在歐陽中石先生與金維諾先生的指導下，先后完成《晚明嘉興項氏 法書鑒藏研究》和《項元汴之鑒藏印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她們在各自的突破口上，以艱苦的毅力和求實的精神，把項元汴研究引入了縱深方向，令人欽佩。

幾乎與葉梅同時，遠在南方的中國美術學院，萬木春以《味水軒里的閑居者——萬歷末年嘉興的書畫世界》獲得博士學位。2008年，該書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 版。在第四章，他透過項元汴的同鄉晚輩、晚明重要批評家——李日華的視角，以一定的篇幅對項元汴家族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深刻揭示了文氏趣味在嘉興由項 氏世家展開的傳播途徑，顯示了作者獨到的藝術見解與寫作方法論的自覺。盡管作者稱本章并非對項元汴的全面研究，但它無疑是關于項元汴研究的重要學術成果。

有 關項元汴研究的最新成果幾乎都出現在2012年與2013年，它們分別是沈紅梅的《項元汴書畫典籍收藏研究》（2012年3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楊麗 麗的《天籟傳翰——明代嘉興項元汴家族的鑒藏與藝術》（2012年8月，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李萬康的《編號與價格——項元汴舊藏書畫二釋》 （2012年10月，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月，筆者的《與古同游——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作為“藝術史研究叢書”系列，由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正 式發行，同年6月，葉梅的《晚明嘉興項氏法書鑒藏研究》（圖六）亦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問世。以上五部著作幾乎同時推出，反映了項元汴在明代藝術史尤 其是鑒藏史研究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沈紅梅系嘉興圖書館副館長，同時具有圖書館學的學術背景。其《項元汴書畫典籍收藏研究》是其數年 來于浩瀚文獻探稽鉤沉、披沙瀝金的心血結晶，如果與翁同文、鄭銀淑及葉梅等學者的出色統計相比較，它對于我們分析和提煉明代中晚期書畫鑒藏的一般觀念，是 極有幫助的基礎性研究成果。

沈氏著作的重點，是收集、整理項元汴舊藏歷代書畫、圖書的目錄，以目錄的編制為重點，并在此基礎上，對項氏舊藏書畫、圖籍目錄進行綜合類比，總結項氏收藏活動的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說，該書是對鄭銀淑工作的進一步完善。

不過，由于作者對 歷代著錄的項氏收藏缺乏嚴謹的考辨，偽作問題并未得到清理，同時也存在不少誤會，如李成的《晴巒蕭寺圖》，作者誤認為系美國納爾遜·艾金斯美術館藏本 ，實際上，文獻所著錄的這件“文三橋售之項元汴”的李成作品，與納爾遜藏品并無關系，納爾遜藏同名作品并未經過項氏的收藏。另外，尚有少部分畫作因在不同 著錄中存在一畫多名的問題，著作中未能辨明，亦出現了重復統計的現象。這是該著作的幾點不足，使用時需謹慎考證。

楊麗麗1993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系我國著名書畫鑒定家楊新先生之女?！短旎[傳翰——明代嘉興項元汴家族的鑒藏與藝術》（以下簡稱“天籟傳翰”）系“百年藝術家族系列叢書”的一種。

因 為寫作的重心在項氏家族，因而作者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項元汴。對于項元汴的后人，作者亦在史料中有不少發現。在后記中，作者特意提到了項氏家族的一位后人 ——項勵女士。項女士曾經為楊新的著作《項圣謨》提供幫助，楊麗麗在寫作該書時，她還無私地提供了珍貴的家譜。項勵所存的家譜，與現藏上海圖書館的《浙江 嘉善嘉禾項氏宗譜》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能否彌補上圖藏譜中的缺漏與訛誤，是筆者極為關心的問題，俟有機會再做研究。

李萬康先生任教于 南京藝術學院，曾長期從事中國古代繪畫的價格研究，他在博士論文基礎上所形成的《中國古代繪畫價格論稿》亦已付梓，它與《編號與價格——項元汴舊藏書畫二 釋》（以下簡稱“編號與價格”）一道，代表了作者對中國古代書畫價格演變歷史的系統研究和思考。值得指出的是，李萬康先生同時具備西方美術史的學術背景，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萬康關于項元汴的研究，在學術視野上具備了相當的高度與深度。

李萬康的研究從微觀出發，他執著于項元汴舊藏書畫“千字文”編號后隱藏的問題與秘密，收集了大量的素材。他在研究中得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

一、 目前尚能見到的中國傳世名畫上的編號，有千字文編號、卷子半字編號、溫字編號、幅次編號（即裱序編號）和支干編號好幾種?，F存數量最多、編號者最為明確以 及編號位置最獨特也最明顯的是項氏千字文編號。這些編號在明末就引起了收藏家的注意，部分被忠實地記錄下來，它的作用與項氏印記一樣，歷來都是判定書畫真 偽的一個重要證據。

二、 項氏千字文編號存在別字、重字、消字（筆者按：指人為消除、毀壞等現象）與偽字等現象……就目前掌握的資料看， 項元汴舊藏書畫編號不出周興嗣《千字文》之外。重字多因偽字而重，所以凡見重字，其一必偽。后世偽項氏編號始于明末，純為謀利，有時偽字不巧，也出現了重 字。至于項氏舊藏書畫上的消字現象雖然所見不多，但其實很嚴重。后人消字最酷烈的一段時間，可以斷定是在萬歷末至天啟年……

三、 在目前可以查到的項氏千字文編號中，有三個是二級編號，比重很小，這意味著項元汴記有千字文、自豪的舊藏書畫件數超過一千，但從二級編號既少又小來判斷，項氏舊藏書畫件數過千部分數量不多。

在關于項氏的千文編號研究中，李萬康的工作最為細致，結論也較為令人信服，不少見解可謂發前人所未發，值得今人重視。

而有關項氏庋藏書畫的價格記載，李萬康也體現了較強的學術研究能力與判斷能力。他對于項元汴在藏品中記錄價格位置的論述觀察準確，對于記價的清除與篡改問題、書法與繪畫的價格差異問題，以及因《漢宮春曉圖》的記價所引發的疑問，都有令人信服的結論或提供了有益的啟發。

作者在著作中也注意到近年書畫拍賣市場所出現的項氏藏品。但對于真偽的判斷似可商榷，如果能詳細舉出判斷意見則更有利于學術的爭鳴與討論。

下 篇第四部分討論項氏題記中的書畫出售者，這涉及項氏收藏的來源，有一處似乎白璧微瑕。據李萬康的敘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項元汴去蘇州在王世貞 家獲觀劉松年的《仙山樓閣圖》，當時未買，回到嘉興后立刻攜巨資在文彭的陪同下求購。 這一史料的意義本十分重大，它不僅與項氏收藏的來源有關，也涉及王世貞與項元汴的交往問題。文嘉跋語原文如下：

嘉靖戊申秋七月三日得觀于項氏天籟閣。子京語余曰：“此前從吳門王氏獲見之，回出重資，浼令兄壽承同往購之，誠生平鑒賞之冠。”復索余題一律（筆者按：文嘉跋前有七律一首，此處略），以紀勝玩云爾。茂苑文嘉休承并識。

跋語后另有王世貞的一條觀款“瑯邪王世貞觀”。王世貞是太倉人，文獻中從未有“吳門王氏”的稱呼，應該另有他人。

據此可知，李萬康對《古緣萃錄》的這則著錄理解有誤，作者或許是將王世貞的觀款與“吳門王氏”混淆了。

瑕不掩瑜，偶爾的小小失誤并不能否認李萬康該著作的學術成就?！毒幪柵c價格》一書不愧為同類研究中的出色代表，它對于史料的挖掘與整理，對于極為復雜的項氏千文編號問題以及對中國古代書畫價格問題，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意義。

2013年，筆者在范景中先生指導下的博士論文《與古同游——項元汴書畫鑒藏研究》（以下簡稱“與古同游”）面世。在關于項元汴的家系與交游的討論中，筆者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萬君超先生評價它具有“重新發現項元汴”的意義，實在是對筆者的極大鼓勵。

《與古同游》出版后，有幸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承蒙指點與批評，該書將在進一步修改與充實的基礎上再版，屆時還望繼續得到大家的郢正。

葉梅的著作也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成書的。作者以項元汴的法書鑒藏為中心，運用統計學的方法進行辨析與歸納。她這樣談及統計的意義：

一、 利于從數量和質量上來衡量項氏家族的鑒藏能力；二、利于從項氏家藏來衡量這些法書藏品的影響；三、利于厘清項氏家族法書藏品的留存情況。

與 翁同文、鄭銀淑、沈紅梅兩位學者的工作相類，葉梅的統計對我們觀察項元汴書畫收藏的具體狀況頗有幫助。同樣，如果能予以細膩的辨析則更為理想。不過必須指 出，這一項工作的難度極大，幾乎沒有任何一位學者能有條件將每一件項氏的收藏與原跡相核對，文獻考證只能是最為可行的方案，因此，許多作偽現象還無法得到 更為準確的判斷。

值得一提的是，葉梅在史料運用上有一處重大貢獻，那就是她率先使用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民國項乃斌所輯《嘉禾項氏清芬錄》，該書對于項元汴家系的研究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以上幾部著作盡管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與失誤，但毫無疑問，它們代表了目前項元汴研究的最新進展。對明清書畫鑒藏史而言，如此豐富而深入的個案研究成果也并不多見。

二

項元汴屬于書畫鑒藏史的研究范疇，有關藝術史與鑒藏史的內在聯系，薛永年先生較早有過嚴肅和系統的思考，他在《書畫鑒藏史研究芻論》中指出：

“那些被鑒藏家忽視的作品便不可能流傳，不可能為后代畫家所取法……不僅如此，那些直接擁有視覺文化資源的鑒藏家，他們的收藏理念、鑒賞取向、品評標準和審美好尚，乃至他們據作品梳理出的藝術源流，都強有力地影響了書畫創作?！?/p>

對 鑒藏史而言，鑒藏家是研究和討論的中心，其收藏過眼的作品與反映其認識的著述，都隱含了鑒藏理念與鑒藏風氣演變的線索。項元汴所處的嘉、萬兩朝，明代的社 會階層與秩序規范發生了變動，上層士紳與商人之間的界限逐漸瓦解，物質消費趨于時尚，作為文化象征的書畫與典籍大量進入商品市場，在“士商異術而同志”的 整體環境中，二者的交往呈現出既合作又對立的微妙動向。近些年，以柯律格（Craig Clunas）《長物志——早期近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為代表，西方學者著力于探究在這一社會背景下藝術品觀念的變遷，有力拓展了藝術社會史的研 究領域和研究視角。相似框架的討論還包括卜正民、巫仁恕等學者的著作 ，它們立足于晚明的社會結構與奢侈風氣下的物品消費現象，對有關物質文化與視覺文化的關系，以及晚明士大夫的鑒賞品味、鑒賞行為，均作出了出色的闡發。不 言而喻，項元汴正處于這一宏觀議題之內，其相關理論要點對揭示項元汴書畫收藏的一般觀念性問題，是極有幫助的。

項元汴的研究工作極為艱 難，其關鍵原因在于史料的缺失，尤其是項氏本人未能留下可靠的著作，對研究者而言，文獻中所收獲的只能是大量的碎片，也就是歷史學家所說的“斷爛朝報”。 史料之間存在的巨大罅隙讓展開聯綴的工作分外艱難，于是，這個充滿空隙的“瑞士奶酪”便一度讓通往往昔的視野變得迷蒙，但范景中先生告誡我們：

“如 果僅僅囿于考證之所為，而忘記了讓想象的羽翼飛翔起來，可能就會失去一次提出有趣而有創造性問題的機會。換言之，我們不應該僅僅局限于記載，我們還要復原 那些原本應有而沒有文獻記載的歷史情境，還要靠我們在考證的終結處大膽顯示智慧Sapere aude，讓觀念和理論之光照亮那些晦暗的地帶。”

范景中先生對《汲黯傳》的研究，啟發了諸多學者。無獨有偶，在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一書的總序中，我們讀到這樣的一段話：

“書 寫歷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獻證據，假若文獻未曾明確提供材料，可不可以運用書寫想象去重新構筑歷史場景？這就是現代歷史書寫最為蹊蹺曖昧的領域，也是后 現代史學不斷質疑與解構的關鍵……他寫每一部書，都恪遵傳統史學的規律，盡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從中國史書方志檔案到西方史志檔案，幾乎做 到‘無字無來歷’。他在連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歷史情況時，也明白告訴讀者，文獻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讀的歷史‘可能’是什么，從不混淆視聽?！?/p>

或 許，這正是項元汴研究吸引我們的地方。一方面，學者必須對史料予以盡可能的細致閱讀。畢竟，對歷史研究來說，無論想象的羽翼如何飛翔，沒有對歷史細節的深 入觀察和體悟，想象將只能淪為缺乏立論依據的純粹主觀書寫。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敢于在歷史鏈條的斷裂處提出大膽而合理的假設，從大量的隱性材料中尋求重 構歷史情境的線索并展開追問。李萬康等學者的著作便體現了這種大膽懷疑、大膽追問的學術精神。

項元汴研究牽涉極廣。老一輩學者尤其是鑒 定家，他們對項氏的不少藏品有過具體而扎實的考辨，年輕一代的學者無不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開展工作的。從更為廣闊的角度看，項元汴或許僅僅是一個小小的個 案，但是，它的后面包含了美術史研究中許多有價值的學術問題。項元汴是一個窗口，或者說是一個斷面，他的收藏行為、他無與倫比的豐富的藏品，永遠可以引發 更多的討論和爭論，或許正是這種意義，決定了項元汴是一個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