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驢友周道等7人網上約定，自行組團進山探險，但到了約定返回日期不見人影，還與家人失去了聯系。多個驢友家屬的求助電話引起了成渝兩地警方的高度重視，12日下午起，成都市崇州、大邑兩地組織200余人的救援力量山上搜救，并終于在當晚10時許遇到下山途中的7名驢友。然而，獲救的驢友并不領情，其中有人稱：“我們沒報警，你們為何上山搜救？”（6月14日《華西都市報》）

驢友是否“領情”，無關搜救要義。從這幾年曝出的此類報道看，人們最關注的，還是一些驢友準備不足匆匆出行探險，結果身遇險境卻又不知所措，最后甚至付出血的代價。而這當中，如何讓驢友的自發探險更多一些安全保障，怎樣的搜救補償才更符合公眾的普遍意愿，其實也日益突出地擺在了相關管理部門的眼前。換言之，搜救不可或缺，但成本也不能不計。

救援工作中有些成本是無形的，無法統計某次救援到底需要支出多少成本；而在人民群眾的生命受到威脅時，無論其探險活動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作為政府部門理應聞風而動、迅速馳援。就驢友救援而言，也可以探索建立收費的社會化專業救援隊伍。當驢友探險時遇險報警并付出搜救成本后，他們的探險素養、安全意識等“被迫”不斷提高，進而把驢友活動越來越引入組織規范、保障嚴密、安全可控的軌道上來時，這樣的集體“領悟”，可謂遠遠比個體“領情”有意義、有價值得多了。（司馬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