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10時52分，中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梁思禮在北京因病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我們，享年91歲。

梁思禮告別儀式于4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作為近代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最小的兒子、我國著名的導彈和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曾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術，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正如他非常喜歡的蕭伯納的名言一樣，他象一支火炬，將自己的一生燃燒得十分光明燦爛，然后交給后一代人們。

獨立自主的精神

梁思禮家中布置了簡單的靈堂，不停有人來此悼念。梁思禮的女兒梁紅帶領《中國科學報》記者參觀了父親生前待的時間最長的書房。這個不大的書房中，整整齊齊陳列著各類書籍、梁思禮及家人們的合影，書房最顯眼的一幅字寫著“厚德載物”。在此，梁思禮生前最喜愛的消遣就是聽音樂、與計算機下象棋。

梁紅也曾是502所搞衛星控制的一名科研人員。她告訴記者，父親留給兩個女兒最大的財富，就是從小便培養她們獨立自主的精神。

無論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解決，而不去依靠任何人，這句話父親從小到大反復告誡孩子們，可以支撐著自己一直走下去。梁紅說，父親從17歲到美國，之后的生活完全靠自己一個人，母親也是17歲參加的革命，獨立自主的精神是他們的傳家寶。

梁思禮當年在天津讀完高中后，申請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嘉爾頓學院的獎學金。母親把買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告訴他今后一切要靠自己了。梁思禮去美國僅半個月，“珍珠港”事件爆發，他和家人徹底失聯。在美留學8年，梁思禮從未得到過家人的接濟。完全靠自己打工掙來的錢上學和生活。

難以磨滅的深情

原航天科技集團科技委顧問朱明讓可謂梁思禮院士的老鄰居、老“戰友”。他自1960年大學畢業便分配到梁思禮研究室工作。對比自己大13歲的這位老領導最熟悉不過。這種友誼延續到兩家的第三代，朱明讓的外孫與梁思禮的外孫從小就“拜了把子”，老在一塊玩。

坐在記者對面的朱明讓如今都不能抑制自己激動的情緒，感覺梁思禮離開的太突然，一切都來不及準備。他回憶了梁思禮去世時的情形。他說14號那天自己從外面回來，看到樓下停著一輛救護車，還非常驚訝，等上樓之后，看到兩名救護人員在梁思禮院士家急救，自己的血壓一下便升高了。

去年年底，梁思禮的身體一直不好。在醫院住了3個多月后，病情相對穩定，今年3月底得以回家。

他說梁思禮在醫院的時候，自己去看他，握握手感覺很柔軟，當時感覺情況還可以，等梁思禮出院的第2天，再去看他，仍感覺身體很弱。出院后的這些日子，因為天氣忽冷忽熱變化不定，再加上哮喘病，對花粉又過敏，對他的健康很有影響。當天上午有一口痰沒能咳出來，堵住了氣管。“這比心臟病的搶救都困難，”朱明讓難以抑制自己的悲傷。

實際上，梁思禮之前的身體非常好，七八十歲還能長時間漂在水面上。對體育的愛好也幾乎貫穿了他的大半生。熱愛美式橄欖球、考了救生員證的他，還是普渡大學古典式摔跤隊隊員，曾獲得美國中部大學聯賽摔跤冠軍。

梁思禮的秘書楊利偉與梁思禮跟家人一樣， 他上周日是最后一次見他。他說梁思禮在生活上多姿多彩，他性格開朗、心胸開闊、眼界寬廣、興趣廣泛，是一位思維廣博、敏銳的戰略科學家，非常善于抓住問題的實質和關鍵，并推動下去，深入研究。為航天事業奮斗了一生。

梁思禮與自己的老伴趙菁女士感情非常深，而且還很尊重這位“老革命”。有一次，他很難為情地對楊利偉說，“小楊，我犯錯誤了，把趙老師給得罪了。”原來，趙女士下樓買菜忘記帶鑰匙，梁思禮自己在書房聽著音樂與計算機下象棋，沒有聽見敲門聲，結果害得趙女士半天進不了家。這事讓梁思禮愧疚了好多天。

敢于直言為航天

楊利偉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梁思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航天人，直至生命最后的時間，與自己說的比較多的還是航天育種的事情。他非常支持我們國家自己搞航天育種，將作物種子搭載航天器上，進行人工培育、優選，這樣不僅產量增加、抵抗病蟲害，還有很多好處，有利于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

朱明讓則告訴記者自己親歷的鮮為人知的一件事情。當年，正是因為梁思禮敢于直言，機智攻關，才讓時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的錢學森深入基層，發動起科研人員，機智攻關，展開了一場航天控制發展史上的“殺血路”活動。那件事情不僅顯示了梁思禮直面問題、勇于思考，有能力、有魄力積極突破前進道路上的困難，還體現了當時的技術民主。

1962年3月21日東風二號發射失敗后，控制系統修改設計上遇到一個瓶頸。1963年一天，錢學森召集他們開會，研究修改設計問題，錢老說自己看到一個資料，美國當時的研究已能把空中飛行的一根光桿控制住，他們能做到的，咱們也一定能做到。當時很多技術大領導在場，誰都不敢說話，但是梁思禮開口了，他說，“錢老，就算我耍賴皮了，還要說幾句。”然后坦陳其時科研中的困難和問題。

聽完梁思禮的陳述，錢學森隨即表態，“那你們回去成立一個小組，殺出一條血路來，我要親自參加。”在當時形勢下，十幾個人的“殺血路”小組成立了，錢學森每個周五都來參加他們的討論。梁思禮協助當時的黃維祿副總師領導并組織實施“殺血路”工作，歷時3個多月。研究提出多種方案，控制系統改進后于1964年連續8次發射成功。

梁思禮院士生前共事過20多年的研究所老所長董若環與同事孫凝生在其單位舉行的追思會上表示，梁思禮對人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他參與了中國航天歷史上的諸多“首次”，愛國的信念支撐他走到了生命的終點，他無愧于父親的傳承和家庭的教誨，用自己的一生和不懈追求實現了報國夙愿。

永遠懷念梁思禮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