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四川省農業廳、省水利廳、省政府救災辦等部門任職的范敬超，退休后決定回鄉“干一件大事”——種柑橘。范敬超回鄉種柑橘的事被媒體曝光后，備受贊譽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質疑——“你的項目資金怎么弄來的？”“肯定在任時又是個貪官。”埋頭8年，在范敬超的帶領下，當地柑橘園的種植面積達10100畝，投產果園每畝平均收益1萬元左右。最讓他得意的是，“村民終于信我了！”（3月22日《中國青年報》）

一個退休廳官的創業經，在重塑“新鄉賢文化”、提倡官員“告老還鄉”的語境之下，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然而，真正點亮這則新聞的，不是退休廳官回鄉創業做致富帶頭人的事跡，而是“在任時肯定是個貪官”的公眾質疑。創業是需要大筆資金的，公務員工資并不高，人家懷疑你的錢從哪來，不能說是胡攪蠻纏；但是，這樣的質疑確實會讓人寒心，也因此使得很多退休官員不愿“告老還鄉”。

相比城市的陌生人社會，鄉村無疑是個熟人社會，人口本來不多，誰家的老本都很容易成為他人的談資。所謂“新鄉賢”，混跡城里那么多年，回到鄉村，也許難以適應周圍全是“朝陽群眾”、“西城大媽”的生活。人無完人，難免留下點什么陳芝麻爛谷子的“把柄”，陌生人社會自是無人問津，熟人社會卻可能被整天掛在嘴上。退休官員回到故鄉，行事舉止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被解讀為露富、露權，哪怕一心想為鄉親做點事，也可能吃力不討好。

從農村走出來的退休官員或者社會賢達，之所以老來不愿歸鄉，除了城鄉差距巨大不適應鄉村生活之外，擔心吃力不討好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被人動不動就質疑“在任時肯定是個貪官”的感覺，可是不好受。過去，媒體在報道退休官員告老還鄉時，總喜歡從道德的視角做文章，強調個人道德無比高尚，借此改變家鄉貧困面貌；不能說這種煽情的報道全是水分，但僅僅指望道德的褒揚能夠重塑所謂“新鄉賢文化”，想必是徒勞的。

像這位退休回鄉創業的廳官，既能給家鄉帶來實際好處，也讓自己收獲創業果實，這才是真正可行的雙贏路徑。因為，市場經濟要遠比道德說教，更具有可復制性。某種意義上，“肯定是個貪官”是信息不透明和機制不健全的必然代價。因為人們無法通過正規渠道知曉官員財產信息，也沒有健全的離任審計與退休審計制度——因為不清楚，所以就懷疑，公眾既無法查詢核實，官員亦難以自證清白。如果官員財產一直都是公開的，有脈絡可尋有數據可查，相關審計制度也頗為健全，官員退休后自然不會被疑“肯定是個貪官”。

對相對落后的鄉村而言，退休官員等“新鄉賢”資源是稀缺的，鼓勵更多退休官員“告老還鄉”，其實也是鼓勵鄉村人才的回流。用以支撐的，不能只是道德的說教，而應該是市場的力量輔之鄉情的掛念，而在此之前，需要用制度的完善，卸下他們“肯定是個貪官”的顧忌。（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