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人而言，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一個熟悉又陌生的概念，但該制度同每個人又都緊密相關。

我國從2009年開始正式實施基本藥物制度，該制度實施近7年來，其應有的價值并沒有被合理體現，其“保障公眾平等地獲得基本藥物”的初衷也因為地域和社會保險的不同類型被淹沒。

來自山東菏澤的張楚，是一名還沒有畢業的醫學生。本來學習臨床醫學的她，最近對國家的基本藥物投放了諸多注意力。

一盒降壓片帶來的思考

春節長假剛結束一周，張楚就接到媽媽從老家山東菏澤打來的“降壓藥告急”的電話。對張楚而言，在北京為媽媽買藥早已經習以為常，因為家鄉的那個村衛生所出現藥物斷供的現象也是接二連三的事兒。

比如，媽媽這次讓張楚購買的降壓藥是10片/盒的規格，入圍了國家基本藥物名錄，在村衛生所的售價是8.3元/盒，納入新農合報銷的范圍，但是藥商已經1年多不給送貨了。而在北京的藥店，該藥的售價一般在12.5元/盒左右，想買到并不困難。

降壓藥只是一個案例。其實，張楚的媽媽也并非一開始就讓張楚在北京買藥，畢竟異地買藥要比家鄉貴出不少，還不能報銷。只有在藥物斷供的時候，媽媽才會委托女兒。在最初知道之前服用的降壓藥缺貨時，媽媽選擇了衛生室里出售的其他降壓藥，但效果不明顯，血壓沒有降下來，還經常頭暈，媽媽這才求助張楚。也是在為媽媽異地購買藥物的過程中，張楚了解到不少入選了國家基本藥物或者省級基本藥物的藥在村衛生室長期“斷貨”。

對此，村衛生室的負責人也是一臉委屈。“根據國家對基層衛生機構的規定，我們幾乎只能出售入選了國家或者省級基本藥物目錄的藥物，這些藥物都有統一的定價，但不少常用藥如頭孢呋辛針、氟哌酸、六味地黃丸、三九胃泰等，藥商就是長年送不了貨。但如果提高一些價格，按照普通藥物而不是基本藥物的價格進貨，則可以順利買到。而衛生室又不能隨便提高價格，這樣村民會有怨言，也不符合規定。對此，基層的醫生們也很苦惱。”

“更苦惱的其實是村民。自從村衛生室的幾乎所有藥物都被納入新農合報銷范圍之后，衛生室的藥品種類就大大減少，所剩不多的可銷售藥品還經常出現斷供的現象，這讓并不清楚基本藥物制度的村民們很不解。而這實際上說明，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要保障公民可以公平地獲得基本藥物的初衷并沒有實現，也讓老百姓應有的基本醫療保障打了大大的折扣。”張楚遺憾地告訴記者。

被淹沒初衷的基本藥物制度

張楚媽媽的遭遇，在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史錄文教授看來，并不是個案。作為長年致力于國家藥物政策和居民用藥狀況研究的專家，史錄文坦言，張楚媽媽只是遭遇基本藥物制度尷尬施行的群體縮影。

“2009年，國家發改委會同原衛生部等9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這標志著我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正式實施。根據《意見》規定，基本藥物是適應我國基本醫療衛生需求，劑型適宜，價格合理，能夠保障供應，公眾可公平獲得的藥品，該政策先由基層醫療機構執行。國家將基本藥物全部納入基本醫療保障藥品目錄，報銷比例明顯高于非基本藥物，降低個人自付比例，用經濟手段引導廣大群眾首先使用基本藥物。”史錄文告訴記者，建立國家基本藥物政策是WHO向各成員國推薦的方法，保障公眾能夠公平地獲得基本藥物也成為WHO判斷成員國是否成功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主要依據。

實施近7年來，基本藥物制度在改善基層居民的就醫觀念上成效明顯。比如，在基本藥物實施之前，基層不少群眾有病強撐著也不去醫院，現在因為基本藥物都被納入了醫保，可以享受報銷，群眾及時治病的意識得到明顯提高。

但總體來講，讓人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的基本藥物制度在實施過程中，其頒布的“讓公眾可公平地獲得藥品”的初衷被逐漸淹沒。這一原本致力于保障并解決公民基本醫療衛生權益的國家藥物政策，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因為地域的差異以及醫保類型的不同，逐漸偏離了它本應體現的價值導向。并且，基本藥物還在相當大程度上被“低價化”，甚至有不少人認為基本藥物已經被低價藥替代。

“因所有基本藥物目錄均出自于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不少醫藥衛生領域的專業人員甚至據此認為，既然國家基本藥物已經作為‘低價藥’被完全納入了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基本藥物目錄》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對于這種“無需存在”的聲音，史錄文是又氣又惱。

實際上，《基本藥物目錄》和《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二者在功能定位上有根本的不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首要目標是保障公眾可以公平地獲得目錄中用以保障公眾基本醫療的藥品；而《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參保人員的基本醫療需求，保證醫療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

基本藥物應作為國家意志來推動

今年春節，張楚在陪媽媽去村衛生室輸液時，還了解到基本藥物報銷的另一種尷尬。

“媽媽前后兩天輸液所用的藥品都是相同的，可結算的價格卻差了幾十塊錢。我有些納悶兒，就隨手看了一下結算單，發現第二天的報銷額度是0元。原來，媽媽已經用完了100元/年的門診報銷額度。”張楚向記者介紹，她的媽媽知道在村里的門診看病，可以報銷50%，但是她并不知道她一年只能在門診報銷100元。

相比之下，如果是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保者，其報銷的比例和額度則遠遠大于新農合參保對象。即使同樣是新農合參保對象，因為地域不同，其報銷的額度差別也很大。比如在北京市朝陽區，新農合參保對象在一級醫院的門診醫療費報銷額度可以達到3000元/年。

“不同的報銷比例和額度，說明即使大家購買的是相同的國家基本藥物，其所要支付的比例也是不同的。如果僅從醫療保險的不同籌資體系來說，其針對不同的地區、人群在不同享受不同的待遇似乎也無可厚非。但國家基本藥物作為保障公民基本醫療的藥品，其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公民在獲得它們的時候應該是公平的、等價的。也就是說，基本藥物應該被作為整個國家的意志來推動，并從國家層面建立針對基本藥物的單獨的籌資體系。”史錄文表示。

至于上述籌資體系的錢從哪兒出，史錄文認為，從國家財政或者其他醫療保險的增量出都可以，但要量力而行。也就是說，關于基本藥物的保障程度和能力，需要國家量力而行。但問題的關鍵在于，要讓基本藥物的基本理念回歸，要認識到基本藥物的根本職責是什么，不能期待依靠基本藥物既能夠實現公民的基本醫療保障問題，又能夠實現解決藥品零差率、醫藥分開等諸多問題，后者是基本藥物制度本身不能承受之重。

“公平性是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指標，社會成員健康權利平等是政府在衛生領域追求的重要目標。保障包括藥品在內的衛生設施和衛生服務的公平可及，是國家履行其保護公民健康義務的重要方面，也是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之一。現健康中國現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全民健康成為保障全面小康的實現的重要支撐。在此背景下，在頂層設計上完善、科學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史錄文強調。

因為，基本藥物制度可以直接惠及民生，能夠用有限的資金解決事關每個人的基本醫療保障的大問題。比如，上海試點實行的基本藥物帶量采購政策，實現了讓基本藥物降價60%以上，直接減輕了老百姓的就醫負擔。并且，生產基本藥物的廠家排名均在全國前30名，質量有保障還能保證廠家的合理利潤，基本藥物的順利供應也有了保障。“甚至可以說，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下，通過基本藥物制度還可以帶動我國醫藥產業的良性發展，成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新的增長極。”史錄文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