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礎科學的艱難所在，卻也是科學理想與追求的最好體現。而這樣的科學氛圍，在當下的中國是欠缺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更習慣于“速勝”。

在愛因斯坦提出引力波概念100年后，這個生僻的詞匯日前引發了一場席卷全球的科學狂歡。而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圈，“為什么又是美國？”這個老問題又有了新背景。

作為這個項目的“投資者”，幾十年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先后在該項目上投資11億美元，基金會主席弗朗斯·科爾多瓦頗為自豪的話也許是上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資助先驅者，這就是為什么美國一直是推動知識進步的全球領導者”。

在科學技術尤其是基礎科學領域，我們與美國的差距是現實存在的。“為什么又是美國”的詰問背后，是改變中國基礎科學落后狀況的迫切愿望。基礎科學重要嗎？在中國科學界，想必沒人說不重要。但我們的投入呢？且看一組數據：我國R&D(研究與發展)經費投入2014年達到13015.6億元，但這一年基礎研究支出是613.5億元，占比僅為4.7%。而大部分發達國家基礎研究經費占R&D經費比例為15%-25%，美國2012年的比例就達到了16.5%。

為什么投入少？因為太多基礎科學項目五年、十年，甚至幾十年都看不到效果。但是基礎科學的魔力，正在于無限未知與無限可能共生。比如狹義相對論——這一基礎科學的非凡創見，推動人類進入了核時代。諸多案例表明，在基礎科學領域開展原創性研究，會帶動很多學科的發展，會培養很多一流科研人才。對今天的中國來說，如果對基礎科學的“無用之用”沒有戰略性認識，何來“建設創新型國家”？

中國的原初引力波探測項目——“阿里實驗計劃”2014年提出，籌錢花了一年多才勉強形成隊伍。而在中國科學界，那些拿到錢的基礎科學項目，很多都被爭議包圍：這個領域不熱門，為什么研究？什么時候出成果？科研投入機制與評價體系，制約著我國基礎科學研究。

反觀美國，其國家科學基金對待基礎研究項目“重申請，輕完成”，將80%的精力花在研究項目的申請批準上，20%的精力用于管理，以保證基礎研究的環境寬松。誕生實用主義哲學思潮的美國，對基礎科學研究卻很“不實用”——近幾年，美國提出了腦計劃、精準醫學計劃等一批重大科學計劃，投入動輒上億美元。這對我們國家的科研投入與管理，當是很好的借鑒——去適應科學家的需求，而不是讓科學家“削足適履”。

“辛苦的、嚴謹的和緩慢的。”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拉斐爾賴夫，道出了基礎科學研究之難。前LIGO工作組科研人員郭翔宇回憶，他在斯坦福的實驗室就像一個黑洞，半個籃球場大、十多米深、沒有一扇窗戶。愛因斯坦提出引力波已經百年，誰能保證發現它不會再需要100年？對此，LIGO團隊回答：“這就是科學，我們不挑容易的事做。”我們希望中國的科學家也有這份決心，但我們更應看到的是，美國科學家的心無旁騖并非無根之木——這個國家50%左右的科研經費，用于科研人員的工資福利。

做“不容易的事”是基礎科學的艱難所在，卻也是科學理想與追求的最好體現。而這樣的科學氛圍，在當下的中國是欠缺的，因為我們的社會更習慣于“速勝”。我國的很多科學教育和科普工作更多的是在灌輸知識，而非激發科學興趣和理想。美國經歷了從19世紀到20世紀90年代的探索，現已建成了涵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的科學教育體系。作為后發國家，我們在這方面可以秉承“拿來主義”，學習借鑒。

引力波，見證了基礎科學的“震撼性、革命性和催化性”。基礎科學的下一個“引力波”，中國可以不錯過嗎？

□殷紅博（科學教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