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也寓意“辭舊迎新”、“萬象更新”，但這個中國人一年一度最隆重、最重要的節日，又特別講究個“舊”字，舊風俗、老規矩得一例照舊，這個年才過得像模像樣、有滋有味。

1935年春節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新年風俗志》，這是中國民俗學節慶研究的重要著作。

《新年風俗志》封面圖

1932年9月，《中國新年風俗志》于浙江紹興新河弄的紹興印刷局里印制完畢，在紹興湯浦的民間出版部悄然面市，不久，上海、北平、杭州各地也陸續有此書發售。這本封面印有民間舞龍燈迎新年圖案的小書，一時風靡于街頭巷尾，大有人人爭睹的意思。

這本由中國民俗學會編審的專業書籍，為何會得到民眾如此追捧呢？

晚清手繪明信片：新春嬰戲圖

“中國民俗學運動”

《中國新年風俗志》是在中國民俗學運動的大背景下誕生的，而“中國民俗學運動”與蔡元培、魯迅等的提倡密切相關。

蔡元培1917年至1922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倡科學與民主，廣聘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劉半農等進步學者，使北大面貌煥然一新。之后，他雖調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仍繼續倡導他在大學教育方面的進步主張，對中國民俗學運動有著重要的啟蒙、指導與推動作用。

1916年，蔡元培就提出“味理之人，于事理之較為復雜者，輒不能了然。十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同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依賴之……是迷信也。”強調必須以科學的“理信”破之（《蔡元培美學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蔡元培對現代啟蒙理念的推崇，也推動學術研究向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理念路徑前行。

1913年，魯迅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上發表《擬播布美術意見書》，明確提出“當立國民文術研究會，以理各地歌謠、俚諺、傳說、童話等；詳其意誼，辨其特性，又發揮而光大之，并以輔翼教育”。緊接著，1918年，劉半農等向全國征集歌謠，成立了北大歌謠征集處，這也意味著有領導、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中國民俗學運動正式開始。

1923年5月14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風俗調查會”籌備會，通過了張競生擬定的“風俗調查表”，5月24日正式宣布“北京大學風俗調查會”成立。1924年正月，《北大風俗調查會征集各地關于舊歷新年風俗物品之說明》印發。

所有這些關于民俗學研究的相關學術活動表明，中國民俗學研究開始全面走向民間，已經在學術方法上極為重視田野考察與實地調研了。

“恰逢其時”的編者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新年風俗志》的編者婁子匡正值年富力強，其濃厚的民俗學興趣與豐碩的研究成果也恰逢其時。之所以說“恰逢其時”，是因為他恰好處于中國民俗學運動的黃金時代。在中國民俗學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之下，婁子匡的學術研究進展神速，學術成果也日益累積。

婁子匡是浙江紹興人，少年時代即醉心于民間文藝，在浙江紹興中學肄業時，就已搜錄《紹興歌謠》《紹興故事》二冊，后輯入國立中山大學民俗叢書，于1927年7月在廣州出版。青年時代，婁子匡又為國立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主編的《歌謠周刊》、中山大學《民俗周刊》、上海文學研究會《文學周刊》等刊物，編撰了大量民間文學作品。

1932年夏，他與顧頡剛、江紹原、鐘敬文等人在杭州創辦了中國民俗學會，編輯了《民俗周刊》《民間月刊》《孟姜女月刊》《民俗學集鐫》等多種關涉民俗學、民間文學類型的學術刊物。后又南北奔走，在福建、廣東、四川等地，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分會10處，吸納民俗學愛好者500余人入會。抗日戰爭爆發后，婁子匡遷離至重慶，在中國民俗學會重慶分會所在地編行了《風物志》周刊與集刊。在此期間，他自己也堅持不懈地從事著民俗學、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

《中國新年風俗志》一書，正是婁子匡在杭州創辦中國民俗學會期間，學會所籌劃的叢書之一種。3年后，1935年1月，該書更名《新年風俗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其影響力更為擴大。這一版本成為后世讀者經常能看到的版本，其封面重新設計印制，更為精致醒目，透著一股濃濃的中國“年味”，無怪乎當時代讀者大有將其認作“賀歲書”之意（1935年除夕為2月3日）。

新穎可觀的內容結構

書的封面主圖，為兩個小孩在給一對老夫婦拜年，老者手拿紅包，面容慈祥；這是一個典型的傳統春節過年時的場景，很是生動形象。

冠于該書的正文之前，除中國文學家所作的序言外，還有一位外國學者“愛堡哈特”的序言，也特別引人注目。

愛堡哈特是一位德國博物學家，即柏林民族博物院艾伯華教授。他也是婁子匡主編《民間月刊》的忠實讀者，對中國文化及民俗研究有著濃厚興趣。在初步接觸了中國民俗學研究的相關成果之后，愛堡哈特曾于1933年2月致信婁子匡說：“在我們這里，流行了一種見解———以為在中國是沒有神話和傳說的。現在，從你們的雜志里，和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和杭州民俗學會的出版物中，我們才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可是，這邊的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他們的作品，你們如果見到，一定會要發笑，因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許多問題，老早便可以被你們的飽學所解答了，所證實了?！?

愛堡哈特為這新版的《新年風俗志》慨然撰序，不但說明了他個人對這部著作的認可與肯定，更從某種意義上說明，中國民俗文化歷史之悠久，內容之豐富，積淀之深厚，本土本源的中國學者理應比西方學者更有發言權，理應比所謂“漢學家”更有研究深度。

書中對中國新年風俗的“橫向”采輯，在當時也堪稱“空前”，它記述了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肅、廣東、廣西、四川、云南、貴州等13個省份共27個地區的新年風俗。婁子匡的這“一鏟子”可不一般，是傾盡全力，盡最大可能地存留了這百年間的“年味”的“原味”。他在自序中，不無動容地說道：“新年的風俗委實是耐人興趣去探采，更是我們偉大的國土中所流傳的各地不同的多量的風情。從它（新年）底行事提出某一個儀式和慣例，那就是一個巨大的豐富的值得探討的課題?！?

此書正文內容開始之前，印有“引歌”一首，這是一支“川滇蠻子新年歌”；而在所有正文結束的末尾處，還印有“余音”一曲，一支“廣州元旦盲妹叫化歌”與之相應和：

唱首新年歌，當著新年到。大家趕唱罷!火節也一樣,節到唱節歌,新婚也一樣,喜到唱喜歌?！?span style="line-height: 22.4px; text-indent: 28px;">肖伊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