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家人被撞身亡，王寶強13日在微博上難控情緒，對肇事者爆粗口。14日晚，微博上又曝出一段王寶強針對此事接受采訪的視頻，視頻中王寶強情緒十分激動地稱，“我相信中國法律會給我們一個公平的交待。家里人這方面的事情都不會處理，一直在這拖著。他們欺負我們家都是老實人，也不能這么欺負人。”（12月15日新華網）

寶強爆粗口，讓人想起了前幾天的廳官裸奔維權。盡管，兩者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一者為爆粗口，一者為裸奔，但實質上兩者的目的，都是借用媒體和輿論的力量維護自身的權益。試想，如果沒有廳官裸奔街頭四小時的看點，一個發生在三亞的尋常事件如何成為公共事件？在公眾的刻板成見中，城管沒有打人已經近乎是人性化執法了。同樣，如果沒有王寶強不顧形象爆粗口，一個發生在縣城的交通事故如何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一個發生在個體身上的悲劇，不過是別人眼中的小概率事件而已。只是因為廳官裸奔的細節，與寶強發怒的看點，兩個私人事件成為了公共事件，成為了新聞。

客觀地說，兩個事件在轉化過程中都存在瑕疵。對于廳官裸奔的新聞來說，裸奔的廳官存在著策劃新聞的意圖和行為。其實，他根本不必裸奔四小時，在維權過程中他回過家里，但為了保持新聞的看點，他沒有穿衣服而是拿起了相機。同時，他也不是徒步虛弱地走到市政府，而是打車到市政府門前。這樣的細節讓人看到了他狡黠的一面，也會讓人覺得裸奔維權有炒作的味道。這或許與其曾經的記者身份有關。記者具有新聞敏感，反過來，記者也知道什么樣的事件容易引起報道。故而，退休廳官作出了以上策劃。當然，退休廳官已經不再是一個記者，其策劃無關職業道德。

對于寶強爆粗口的新聞來說，也存在著一些隱藏的問題。比如，名人是否可以在微博上爆粗口。盡管事出有因，當事人處于極端憤怒狀態，但是名人身份加上微博的屬性，已經讓其表達成為一種公共表達。既然如此，名人就應該遵循公共表達的習慣，遵守公共表達的邊界。再者，肇事者曾揚言“撞人沒關系，小事兒，我找點關系就能解決”的引語，缺少事實的來源，即便是當事人也應該完整地表述信息及信息來源，以保證信息的客觀公正。對于媒體來說，更是應該謹慎地報道此類言論，除非已經對事實進行了核實和驗證。遺憾的是，媒體把當事人所說的話當成了事實，缺少一個驗證過程。

雖然兩個事件都存在瑕疵，但是公眾卻善意地理解和接受了這樣的瑕疵。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本來，策劃中的作秀是被排斥的，表達的不規范是需要檢討的，但是公眾卻沒有把這樣的事情當回事，而是繼續追問事情的處理情況。這種選擇性關注與善意的理解，其實反映了公眾對于媒體維權的認同和內心制度依賴的缺失——因為對制度缺少足夠的信心，還沒有養成制度依賴的路徑，因為對媒體監督抱有希望，認為媒體監督是更有效的維權方式；所以對廳官裸奔和寶強爆粗口的行為予以了寬容和理解，所以對事情的癥結緊追不放，沒有因為瑕疵的存在轉移視線。

媒體監督自然是一種維權方式，有時候確實有奇效。問題是，媒體監督的前提是，個人的遭遇可以成為公共事件，可以成為新聞，否則媒體監督就是一個空談，因為個人的遭遇可能根本不是新聞，無法進入媒體的議程。所以，有時為了進行媒體監督，很多維權者挖空腦袋，絞盡腦汁地策劃新聞，甚至不惜以干擾社會生活，降低社會道德的方式，策劃所謂的新聞看點，以引來媒體關注和引發輿論監督。年終歲末，討薪新聞的增多就是一個例證。而且，可以確定的是，討薪的形式也必然越來越花哨。

以策劃新聞的做法維權是一個手段，這種做法初期也能夠見效。但久而久之，策劃新聞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是：新聞的標準被提高，媒體的公信力被透支，制度的敬畏被放棄，策劃意圖成為習慣。而且，能夠進行策劃的畢竟是少數，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將因為缺少新聞看點依然沉默，處于被遺忘的狀態。因此，即便看到了媒體監督的效力，也應該清楚，媒體監督代替不了制度救濟，如何養成制度敬畏比養成策劃新聞的意識更重要。（乾　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