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魯迅博物館偶遇《徐霞客游記》，是魯迅1898年所購。這次的偶遇激起了筆者對于“名人眼中的《徐霞客游記》”的興趣。原來，陳繼儒、文震孟、錢謙益、陳函輝、陳仁錫等人無不對徐霞客的旅游壯舉和游記奇文給予過高度評價。

     清末民初，西風東漸，徐霞客身上體現出來的科學考察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在清華園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記的高潮。
        中國古代的學者大多在書齋里皓首窮經，研究學問，徐霞客卻能走出書齋，通過實地考察糾正經書上陳陳相因的錯誤。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徐霞客這種科學的考察方法和精神推崇有加，他認為徐霞客和宋應星是晚明新風氣下誕生的兩大怪人，留下了兩部怪書，而《徐霞客游記》是“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中的“第一部”，并強調說：“是以科學精神研治地理，一切皆以實測為基礎，如霞客者真獨有千古矣。”
     新文化運動的骨干胡適也十分推崇《徐霞客游記》，他不僅建議而且自始至終關心丁文江整理《徐霞客游記》的工作。在《丁在君與徐霞客》一文中，胡適說：“徐霞客在三百年前，為探奇而遠游，為求知而遠游，其精神確是中國近世史上最難得、最可佩的。”

    除了地理學界之外，文學界、政界不少名人也曾給予徐霞客及其游記以高度的重視和評價。青年魯迅曾為自己珍藏的《徐霞客游記》題《跋》，從《跋》中得知，魯迅曾將《徐霞客游記》由原來的八冊重訂為四冊，閱讀過兩遍，并擬以“獨鶴與飛”四字為次。對此，有人認為魯迅是化用蘇軾《后赤壁賦》中“孤鶴掠舟而飛”之典，表明自己如一只孤鶴與霞客一起神游祖國山水；也有人認為，魯迅是受徐霞客“我欲倒騎玉龍背，峰顛群鶴共翩翩”等詩句的啟發，以此四字來表達自己與徐霞客一樣的高蹈之志。李先念曾為徐霞客誕生400周年的紀念活動題詞：“熱愛祖國，獻身科學，尊重實踐。”對徐霞客其人其游其書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評價。毛澤東在1958年1月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明朝那個江蘇人，寫《徐霞客游記》的，那個人沒有官氣，他跑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長江的發源。‘岷山導江’，這是經書上講的，他說這是錯誤，他說是‘金沙江導江’。”毛澤東說徐霞客沒有官氣，能夠堅持實地考察并敢于糾正經書否定權威，強調的是“實踐出真知”以及“反對官僚作風”。

在國外，徐霞客也贏得了廣泛的贊譽。早在17世紀中葉，意大利傳教士就研讀過《徐霞客游記》，并將它作為編寫《中國新圖志》的重要材料之一。現代美國、英國的一些學者也很重視徐霞客及其游記。美國學者亨利·G·施瓦茨在《徐霞客與他的早年之游》一文中說，徐霞客追求并體現了一種“中國的自然之愛”。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李祁有著作《徐霞客旅游日記》，第一章即以“中國的自然之愛”為題，認為徐霞客是這種“自然之愛”的代表人物。所謂“自然之愛”就是徐霞客自己所說的“五岳之志”，即有別于政治旅行和宗教旅行、完全超功利的對山水的興趣和摯愛。在中國歷史上，張騫、鄭和、耶律楚材等都是受朝廷的派遣而出游，具有政治色彩；唐玄奘西游求佛典，出于宗教目的，并且也曾得到唐天子的資助，像徐霞客這樣“非宦非賈，而山水是癖”（《豫庵徐公配王孺人傳》）之游，的確別具一格。這種“自然之愛”雖然不能說始于徐霞客，卻由徐霞客而發揚光大。此外，美國匹茲堡大學地理學教授謝覺民在《徐霞客——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驅者》一文中認為，顧炎武的《日知錄》、顧祖禹《讀史方輿記要》都受到《徐霞客游記》的影響。
     在所有外國學者中，對徐霞客及其游記研究最深、評價最高的是英國著名學者、科技史權威李約瑟博士。他認為，就徐霞客觀察自然之精細和記載之翔實而言，“不像是17世紀的學者所寫的東西，倒像是一位20世紀的野外勘察家所寫的考察記錄。他不但在分析各種地貌上具有驚人的能力，而且能夠很有系統地使用各種專門術語”（《中國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