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腐敗一挖一片、一提一串的“塌方式腐敗”已不是個別現象，落馬老虎背后多有一幫官員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勾連，形成“幫派”、“團伙”。透過這些“塌方式腐敗”案件，不難理解其背后都圍繞著權力糾葛。而權力過于集中，得不到制約和監督，是滋生“塌方式腐敗”的根本因素。

　　11月22日，四川宜賓市紀委通報宜賓市農村能源系統腐敗，67人涉案，該市農能辦、所轄九個縣(區)農能辦塌方淪陷。

　　今年5月，海南省儋州市原市委書記、海南省海洋與漁業廳原廳長趙中社宣判，引出海南省海洋漁業系統的“塌方式腐敗”，先后48名干部因腐敗問題被立案調查。

　　專家分析，造成腐敗塌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某些干部信奉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注重自己是誰提拔的，是誰的人。而這樣的權力糾葛，導致這些官員們互相依附，形成的“權力圈”。當上級領導以權謀私時，便形成了“共腐共貪”、“抱團進退”的局面。一旦黨紀國法到來，自然就會出現一大片“塌方”。實質上，“塌方式腐敗”現象的背后還是權力尋租的老問題。

　　“拉幫結派”四川宜賓能源系統現腐敗窩案

　　從四川宜賓市農村能源系統腐敗案來看，67人涉案，該市農能辦、所轄九個縣(區)農能辦塌方淪陷。官員形成以“項目”為軸線的利益同盟，培植“親信”，上下串通利益共享。吳昌勇系原宜賓市農能辦工勤人員，宜賓市農能辦原主任張濱鴻的專職司機。因其與張濱鴻的特殊關系，各關聯公司為了讓自己的產品更容易中標，競相將售后服務、業務推廣交給吳昌勇來經營，同時在向張濱鴻表示感謝送錢的時候，也都通過吳昌勇來實現。

　　據吳昌勇供述：從起步經營到生意越做越好，都是得到了張濱鴻等領導的關照和支持，所以每年都會拿相當部分的利潤用來感謝他們。為了感謝相關領導的一路關照，吳昌勇從2003年至2013年共送給張濱鴻人民幣58萬元，其他相關人員5萬元至6萬元不等。

　　四川宜賓能源系統塌方淪陷腐敗窩案再度表明了黨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和毅力，拒腐防線一旦決口，貪欲便如決堤的洪水一發不可收拾。該案警示我們，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監督、教育，強化他們的紀律規矩意識，迫在眉睫。

　　治理“塌方式腐敗”必須靠制度管人

　　習近平總書記說：黨內決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決不能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伙那一套，決不能搞門客、門宦、門附那一套，搞這種東西總有一天會出事！

　　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曾表示，他認為治理腐敗塌方，在于三個字：一是“打”，對于“幫派”勢力猖獗的地方和部門，要通過加大打擊的強度、高壓的力度，讓其不敢拉幫結派；二是“用”，對于那些清廉的、有操守的、有能力的、不參與拉幫結派的官員，要大膽起用，以形成正面的用人導向；三是“改”，要盡快改革現行的權力結構和選人用人體制，實現“三清”(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最終實現不能拉幫結派。這三招就是重治標更重治本的做法。

　　專家認為，在選人用人、監督管理、社會制衡等方面都存在必須改進的環節。治理“塌方式腐敗”就必須通過改革限權、科學配權、陽光示權，讓權力得到有效制約和監督，只有形成用制度規范從政行為、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讓權力在陽光下公開、公平、公正地運行，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權力失控和權力濫用。從而也能有效清除依附在權力磁場周圍的“圈子”“山頭”，減少官員腐敗的發生。

　　山西官場選人重組 填補干部空缺

　　去年，山西官場腐敗塌方的程度震驚全國，經過一年的時間，因“塌方式腐敗”致官員大幅空缺的山西省目前已進入官場重建期。11月8日，山西省委組織部發布了28名擬任廳級、副廳級干部的任職公示，其中包括一名市委書記與一名市長人選。從今年3月1日起，山西密集發布了至少10批干部公示信息，加上此前“空降”的異地官員，山西8個月前“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的尷尬局面已發生逆轉。

　　山西省長王儒林談及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時曾說：“山西嚴重腐敗情況不是個案、不是孤立的，都是一坨一坨的，現在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就塌方。”面對嚴重吏治腐敗問題和選人用人不正之風，山西省委組織部采取有力措施，狠抓“從嚴治部”，清理整頓組工隊伍。

　　去年此時，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提出“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約束權力、陽光行使權力、合力監督權力，嚴懲濫用權力”。之后，這一“六權治本”舉措在山西全省貫徹實施，力圖從源頭上把制度的“籠子”織密、編牢、扎緊。

　　中央反復強調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長遠來看，只有成功的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克服過去權力結構和用人體制的弊端，從根本上杜絕“幫派”現象。(記者 肖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