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發布《關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對司法人員在審判過程中的職責、權限、審判責任的認定和追究、法官的履職保障等問題作出了較明確的規定。

　　司法責任制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在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地位，是司法體制改革的“牛鼻子”。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這一《意見》，是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重要舉措，意在建立權責明晰、權責統一、監督有序、制約有效的審判權力運行機制。可以預見，如果這一意見能夠得到較好運行，“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目標有可能會逐步實現，司法權威地位也會逐步樹立。

　　對《意見》充滿期待的同時，需要提及的是，這并非是我國首個涉及司法責任制的文件。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就開始探索實行法官辦案責任制，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試行）》，隨后又出臺了《人民法院審判紀律處分辦法（試行）》、《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紀律處分辦法（試行）》、《關于進一步加強合議庭職責的若干規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處分條例》、《關于嚴格執行法官法有關懲戒制度若干規定》，這些文件對司法責任特別是法官的責任認定、處分等都作出了規定。另外，我國刑法、法官法、公務員法等法律，也都相應地規定了法官應當擔責的情形以及應當承擔的責任。

　　但是，十幾年的實踐也證明，雖然制度和規定林林總總，數量頗多，而且層級也不低，但是，落實法官責任制的腳步卻一直步履維艱，那高懸的“板子”經常停在半空中，罕有落在法官身上的時候，即使有發生有重大影響的冤案錯案，但真正依法追究了法官法律責任的卻少之又少。

　　一般認為，“板子”落不下來的主要原因在于“層層報批、級級請示”的行政化審判體制，因為這一體制導致了審判責任不明晰。筆者基本上贊同這一觀點。但是，對《意見》能否徹底根除實踐中已經根深蒂固的弊病，消除“上級”和“領導”對法官辦案的影響，還有待實踐檢驗。

　　此前司法責任制實踐效果不佳的原因，既不是法官責任不明晰，也不是追責情形不科學。《意見》中雖有許多創新，但多數內容在以往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的試點探索文件中，都能夠找到“痕跡”和“影子”。因此，新規定要想解決老問題，恐怕還需深挖制約司法責任制落地的“根”。

　　此前司法責任制沒有很好落實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缺乏按司法規律辦事的環境。司法權的本質是判斷權，行使判斷權的基本要求是意志獨立，只服從法律，只考慮法律的規定。但現實中，在辦案過程中，法官除了法律外，還要考量太多復雜的因素，這其中有上下級關系的因素，但也還有更多復雜的因素，比如同事的請托和說情，當事人上訪的壓力、公檢法之間的關系等等。

　　在去行政化方面，《意見》落實得好的話，當然可以幫助法官拒絕“上級”和“領導”對某一案件的或明或暗的干預，也可以保障法官必要的地位和待遇。但一個法官在法院工作，除了辦案子之外，他還不得不考慮自己晉升、崗位調整、分房、孩子上學、培訓等各種問題，各種指標、考核、考試的壓力也無時不在。你的案子辦的再公平公正，你在晉升、分房、崗位調整、評優、員額調整等方面，還是要得到上級和同事的肯定、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法官不僅個人的正常訴求難以如愿，甚至正常辦案也可能會遇到意外因素的影響。比如，案件一方當事人不滿意而上訪，甚至搞出極端事件，在沒有領導強力支持的情況下，法官可能為了反復證明自身清白而心力交瘁。

　　因此，在現有的政治環境和司法生態下，雖然有《意見》撐腰，但讓一個法官在辦案過程中能夠斷然拒絕來自“上級”和“領導”的指示，他仍然需要極大的勇氣，至少，他必須真的“無欲無求”。如果法官不能“無欲無求”，《意見》實施后，領導的指示會可能由“明”變“暗”，有的干預只是讓法官“心領神會”，而法官甚至還要反復揣摩。這樣，領導反而不再替法官分擔責任，法官個人要為領導私下的意見獨自“買單”，這可能是我們所不愿意看到的最壞結果。

　　要想真正解決司法公正問題，實現“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目標，明晰司法責任只是第一步，構建尊重司法權運作的環境，讓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不必、不敢也不能考慮法律之外的因素，才是根本之道。讓法官辦案過程中意志獨立，只受制于法律，只需對法律負責，就必須讓法官辦案環節內外，都要盡可能地不受到“上級”和“領導”的不必要的制約，至少法官的晉升、崗位調整、分房等影響他們工作、生活和家庭的各種問題，都不會因領導好惡而受到影響。同時，如果他枉法辦案，領導和上級也無法提供任何“庇護”，他辦理案件過程中才可以不必聽命于領導的法外指示，而只服從法律。從這個角度上講，將法官的人事權、后勤管理權、考核權、獎懲權從法院剝離，交由一個處于人大和社會嚴格監督之下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來行使，應當成為下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過程中重點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