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食品安全法》將于今年10月1日起實施。北京市消協發布了針對該法實施的調查報告。其中，雖然有近8成的消費者知道該法實施的時間，但是消費者認為食品問題取證難、檢測難、責任認定難成了維權的絆腳石，這“三難”得到了九成多消費者投票。（9月20日《法制晚報》）

　　在各類產品的維權中，食品維權難和成本高尤為明顯，食用后出現安全問題,要證明食品與健康存在關聯也是個技術難題。大部分食品價格不高，投訴成本卻高于消費者獲得的賠償，當花幾元或幾十元買來的商品，可能要花上幾百元甚至上千元鑒定費才能得到問題食品鑒定報告時，許多消費者認為“真相要不起”，由此導致不愿意維權。

　　但是，對付食品安全的維權“三難”問題，也不是說無計可施。對于食品問題取證難，消費者要養成證據保存意識，在購買食品時，最好要保存相關票據，如果消費者買到問題食品后，應該在第一時間拿著食品和票據與商家協商解決；如果問題嚴重，要及時到醫院檢查身體，并保留相關檢驗資料；對調解不成的嚴重侵權行為，可考慮起訴。

　　對一些難以檢測和不易檢測的商品或者服務的時候，可以采取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要求經營者提供無過錯的責任，銷售者或者商家先提出來無過錯責任，這實際上是對消費者的一種傾斜。同時提醒消費者保留小票，只有小票存在，才能證明它們之間的法律關系，食品有即時性特征，所以必須要及時的發現。

　　作為新《食品安全法》的配套工程，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開放或者設立更多便民的食品安全監測站，讓市民能夠方便檢測，檢測容易了，有時間進行食品維權的市民才能夠更多，善于較真的市民才能夠更多。

　　針對于責任認定難，很有必要以政府為主導，進行廣泛的公益訴訟，組建法律工作者的食品安全志愿者隊伍，對于責任認定難的消費者進行法律援助。

　　最嚴的新《食品安全法》需要最方便的食品消費維權網絡的配套，貫徹落實新《食品安全法》，既需要宏觀上的宣傳氣氛和環境，更需要體現維權的可操作性，維權服務更應該不厭其細，細致周到的維權服務才是保證新《食品安全法》落實力的關鍵。（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