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立以后，經濟、文化復蘇，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城市更加發達繁榮，商品生產和交換打開新局面，商業經濟已滲入到社會各個領域，主要在淮揚和蘇、杭一帶較為明顯，并出現了一批工商富戶，如徽商、粵商，蘇商，浙商等。他們的出現，不僅為藝術市場的繁榮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成了書畫偽作的主要的銷售對象。到了明代中期，商品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字畫古玩十分興旺，正如沈德符所示：“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故以近出者當之，始于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于江南好事縉紳，波靡于新安耳食，諸大估曰千、曰百，動輒傾囊相酬，真贗不可復辨。以至沈（周）、唐（寅）之畫，上等荊、關；文（徵明）、祝（允明）之書，進參蘇、米，其弊不知何極。”（《萬歷野獲編》卷二十六。）這種不論真偽、不計貴賤的瘋狂爭購，恰好給制造偽書畫者提供了騙人牟利的機會。于是各地偽書畫在市場上充斥泛濫，其風延續到清代直至近代。據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載，北京“廟市日期”“城隍廟開市在貫城以西……每月亦三日，陳設甚夥，人生日用所需精細必備。……以至書畫古董，真偽錯陳，北人不能鑒別，往往為吳儂以賤值收之。”“鐘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淡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到了明代中后期，其作偽地區分布之廣，作偽人數之眾，作偽方法和手段之多，以及贗品流傳之廣，均遠遠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形成了古書畫作偽的第二次高潮。一些無名書畫家或畫工，以偽造假書畫賣錢糊口，有些出名的文人書畫家也向此中討生活。沈德符《萬歷野獲編》云：“骨董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以糊口。近日前輩，修潔莫如張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百穀則全以此作計然策矣。”張伯起即張鳳翼，王百穀即王穉登，兩位都是蘇州地區著名文人和書畫收藏家，他們尚從古董作偽中漁利，其他市俗者就可想而知了。作偽地區主要在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紹興、南京、開封等城市，并出現了像詹喜、王淶、逐浪、王彪、圓孔彰、吳穎卯、溫葆光、朱生、李著等一批作偽高手。

明代書畫作偽的第二次高潮

　　明代書畫作偽比前代在手法上、形式上又有新發展，如挖掉舊款改署新款，在本無款的作品上添上名人款，假作配真題跋（從其他作品上割來），等等，幾乎集中了我們現在已知的全部作偽的方式方法。

　　明初，時人喜歡宋畫，于是有些作偽者，把明代院畫家的作品名款挖去，改成宋代某畫家的名款，冒充宋畫出售。添款的例子如明代的一幅山水畫《闊渚晴峰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無款。畫原為宣德宮廷畫家師法郭熙之作，為后人挖去原款，在右下角添上郭熙偽款，企圖當成郭熙的山水畫。又明宮廷畫師朱端的一幅人物故事畫軸（現藏故宮博物院），原畫左邊中上部有“ 朱端”二字款，下鈴有印章二方。作偽者將“朱端”二字挖去，印章也刮得模糊不清，把標簽寫成《宋馬遠弘衣渡口圖》，但經過鑒定比較，其畫法風格不類馬遠，時代風格又不相俘，詳細觀察，發現畫上方中部鈴有“ 欽賜一樵圖書”朱文方印，此乃皇帝欽賜朱端的專用印章，他人不能假借。還有一幅馬磷款的《觀瀑圖》軸（現藏故宮博物院），但從它的風格看，很明顯是明代“浙派”一路畫風，因而馬磷款是偽造。再如上海博物館藏有周臣《觀瀑圖》軸，是件功力深厚，藝術價值很高的作品，后人擦去原款，畫上補書唐寅詩題，抬高身價。類似這種情況還有很多，不一一列舉。

　　在文獻著錄中也有過這方面的記載。清代顧復《平生壯觀》卷十林良條云：“邇來三人（即指林良、呂紀、戴進）之筆寥寥，說者謂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款者，強半三人筆也。”他曾見有呂紀《杏花雙雀圖》，被改款作南宋李迪畫，《束力鳥雀蓉桂圖》，被改款作黃筌，等等。后來明代“院體”畫傳世稀少、有些當時宮廷名手之作，竟至沒有一件流傳下來，和這種改頭換面，明畫冒充宋畫的作偽情況，有很大關系。在今天，鑒別這種偽作手段，并不復雜，主要是個人風格和時代風格絕然不同，認真觀察比較，不難涇渭分明。

　　據史料記載，明中后期，一改看重宋畫的舊傳統，變為喜愛元人作品，顯然這是受到當時“吳門畫派”、“松江畫派”等的影響，而那些以“元四家”風格為主的著名畫家的作品，都可以賣好價錢。如沈周、祝允明、文征明、唐寅、仇英、王寵、董其昌等人的作品，價格“驟增十倍”。這樣，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他們的偽作。據說當時沈周的畫，早晨流向市場，中午便可看到同樣的“副本”，這自然就是偽作了。而不到十天，同樣的畫已是“到處有之”。仿沈石田畫的偽作有幾種情況：一是當時人憑空偽造，二是當時人臨摹，三是一幅畫中，既有別人所畫，也有親筆，真偽雜糅。屬于第一類的如《石泉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仿吳鎮山水。皴筆圓滑，墨色流潤，筆墨顯得單薄，缺乏沈石田畫法的樸厚蒼秀之氣，和沈氏平日畫風無相似之點。據專家鑒定，此卷原系文征明、金琮、祝允明各家所書石泉詩，本無圖，此幅圖為憑空偽造，用來和各家書跡拼配而成的。第二類例如《東原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設色畫平遠山水，茂林叢竹，平橋遠岫，畫風與沈氏相近，但筆墨較拘滯平板，有些勾皴筆畫不貫氣。按此圖原本系為杜瓊年譜補圖，原有祭文一篇。時間為弘治十一年，沈氏七十二歲，應是晚年之筆。但此一幅畫法，和沈氏晚年風格大不相同。再從款字看“門人沈周補東原因”八個字，筆畫瘦硬造作，有“伸手掛足”之嫌，這些都暴露了臨摹者的特征。第三類即真偽相摻的，例如《溪山深秀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淺絳山水，結構緊密，用筆較粗硬，皴筆過繁，設色濃重，雖具備沈氏晚年某些特點，但筆畫粗俗板滯而有一種火氣，缺乏沈氏晚年筆墨中剛柔兼用、勁健清秀的特點。其中局部如楊柳、芭蕉等處，則有所區別，或出自親筆。此畫的拖尾有文嘉、王裕登二跋，均屬真跡。這類作品鑒別起來比較復雜，或是大部出于別人代筆，局部親筆，或全部是別人代筆，抑或偽作，應當具體分析。偽造或摹仿沈周書法的特點，有些是比較明顯的。沈周字體學黃庭堅，筆畫多修長挺拔，作偽者的用筆則在形式上過于造作，橫平豎直，“伸手掛足”的弊病，和沈氏真跡有明顯區別。有些偽畫作品，從題字中就可認出破綻。

　　文征明的畫也是如此，他雖然作品遍及海內，明王世貞曾云：“以故先生（文徵明）書畫遍海內，往往真不能當贗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于先生手幾四十年。”（《弇州山人四部稿·文先生傳》）這一統計雖未必精確，但也道出了偽造文徵明書畫的人員之眾、時間之長和偽品流傳之廣。由于文徵明為人寬厚，偽造他書畫的人就更加肆無忌憚。明馮時可就曾寫道：“有偽公書畫以博利者，或告之公，公曰：‘彼其才藝本出吾上，惜乎世不能知；而老夫徒以先飯占虛名也。’其后偽者不復憚公，后操以求公題款，公即隨手與之，略無難色。”（《馮元成集·文待詔小傳》）故文征明書畫的偽作和代筆書畫相當多，情況復雜。比之錢選、趙孟頫、沈周等人有過之無不及。一般比較常見的臨仿之作如《存菊困》卷（現藏故宮博物院），絹本工筆人物山水，畫法仿效文氏中年師法王蒙牛毛皴的一種面貌，初看近似，但細看則可發現畫中樹木坡石和房屋界畫等，筆畫拘緊纖弱，畫法平板，缺乏文氏清勁雅秀的特點，從絹、墨的氣息看，應是當時人臨仿的假作。文征明這類細筆畫的臨仿之作傳世較多，偽手水平高低不同，真偽問題需仔細鑒別。又如《深翠軒圖》卷（現藏故宮博物院）據畫后一段自識云，是為謝晉的《深翠軒詩》卷補圖，也是細筆一類，但畫法和文氏本來面貌不同，用筆拘板生硬，而且自題記一段的年款、誤書正德十三年為己卯（應為戊寅），這種失誤，出現于一向認真仔細的文征明筆下，是很難想象的。說明這幅畫和題記，都是出于偽作。但前后有明初人俞頁木、解縉、王汝玉等十三家為深翠道人所書的深翠詩，卻均系真跡。經鑒別認為書和畫原非一物，是后人搭配而成，畫偽字真。文征明粗筆畫法的偽作如《石湖圖》（即《石湖三絕》卷之一。現藏蘇州市博物館）筆墨粗硬，是憑空偽造。又《秋林飛瀑圖》卷，墨筆畫（現藏故宮博物院），仿倪瓚山水，用筆拘板粗滯，無清秀之氣，和文征明畫風無關。以上舉例，可以概見文征明贗品的幾種面貌。至于文氏門人朱子朗等所臨摹之件，尤其難于分辨，故必須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深入研究比較。文征明書法方面如行書、小楷的舊臨，偽造的情況也比較多，以小楷尤甚。例如《存菊圖》卷后自書詩，筆弱而結許多不穩，應是當時人臨仿。小楷《離騷九歌》冊頁，字體平穩，但風格接近王寵，不類文氏筆跡，因當時有人專門偽作文征明和王寵的書法，看字跡是出于一人之手。小楷《過秦論》冊頁（現藏故宮博物院），年款作癸丑，文氏應為八十四歲，而此件書法用筆嫩弱，不類晚年之筆，且書風仍接近王寵一路。因此，可以斷定此件也是偽作。

　　可奇怪的是，沈、文二人，還都聽任偽作流傳，有的作偽者膽子越來越大，竟然以偽造的文征明的假畫請文征明題字，而文征明也就“隨手”題之，毫無為難之色。

　　祝允明以書法著稱于世，因而摹仿偽造的情況極普遍，特別是草書贗本最多。當時有人說祝京兆草書真跡十不得一。其偽造的書法水平也各有不同。清初人馮銓在跋祝臨擬《米南宮論書》卷說：“吳中偽作祝枝山書，小者板滯，大者狂縱，殆入鬼趣。”偽造祝氏狂草大字一類書體的作品，內容大多是“梅花詩”、“蘭花詩”、“百花詩”等，其格式是紙本，高頭大卷，每行大字二三字不等，行筆狂縱而筋骨外露，使轉圓滑，多有失于法度之處。此類憑空偽造之作，至今流傳很多；據鑒別對照，多出自一人之手。

　　明代書畫作偽者大都分布在工商業發達、人文薈萃的幾個江南重要城市，尤以蘇州地區為甚。明代萬歷前后到清代中期，蘇州地區有一部分工匠具有一定繪畫技巧，專門以制造假畫為生。所造偽品，后來被稱為“蘇州片”。詹景鳳《東圖玄覽編》曾談到“蘇州專諸巷，偽造書畫”。另外一處是蘇州桃花塢，這里印刷制版業興盛，也是臨摹古畫的集中地。“蘇州片”的制作大多數有稿本。以絹本青綠工細畫為多。所造名頭，大多是古代大名家，如唐李思訓、李昭道，宋趙伯駒、趙伯馬肅，明代的以造假仇英最多，也有一些是假造文征明等，都是名聲最大的大名家。有的在畫的后面做上蘇拭、黃庭堅、米帝、蔡襄、趙孟頫、鮮于樞、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名家題跋。蘇州制作的假畫最多的，一種是假造仇英的畫，一種是仿造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他們根據仇英工筆青綠的畫風特點，大量仿照制作。其特點是多用絹畫，內容故事比較豐富，題材廣泛，畫面布置繁密，畫法工細，色彩鮮艷。這一部分繪畫在明代后期，形成特有的時代風格。其中畫手有高有低，畫法有粗有細。蘇州仿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傳世的不下二十多卷，布局大致相同，但都是摹自仇英的稿本。于是輾轉臨摹，和張擇端原本完全沒有相同之處。畫上有的落有仇英偽款，有的無款，全部摹仿仇英畫風。這“蘇州片”作品，其面貌特征一般比較容易辨認。其中有些作品也有較高的藝術造詣，功力較深，只是這些畫的作者姓氏至今無從查考。

　　明末上海人張泰階，字愛平，集晉、唐至明代的書畫二百余件，于崇禎六年（公元 3455 年）編成《寶繪錄》一書，這部著錄所記，全系偽作，如三國吳曹不興、晉代顧愷之、陸探微、隋代展子虔、張僧繇以至宋元諸大家的作品，大都是有底本的仿作，其中有些偽作的題跋，全出自一人之手，所用紙張，大都是松江出產黃粉箋紙。這些偽作，當然決非張氏一人所為，可能是出于專門的書畫作偽的作坊。像這樣不僅偽造名家書畫，還要編書以冒充著錄有緒的手段，稱得上是卑鄙之極了。清代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有評論云：“不為傳名定愛錢，笑他張姓謊連天，可知妮古成何用，已被人欺二百年。崇禎時有云間張泰階者，集所造晉唐以來偽畫二百許，刻為《寶繪錄》廿卷，自六朝至元明，無朝不備，宋以前諸圖，皆趙松雪、俞紫芝、鄧善之、柯丹丘、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袁海史十數題識，終于文衡山，不雜他人。……數十年間，余見數十種，其詩跋乃一人所寫，用松江黃粉箋紙居多。”吳氏所記，與今天所見偽本情況正相符合。

　　明代名家請人代筆作書畫的事例最突出的是文征明、董其昌等，陳繼儒、米萬鐘也有這種情況。

　　從傳世所見墨跡和文獻記載相對照，可知繼承文征明書面衣缽，而且學他的面貌學的很像的，書法方面有其子文彭、文嘉和周天球等，山水畫方面繼承人有弟子錢毅、朱朗、居節和文嘉的早年之作。錢轂用筆較粗，居節全仿文氏細筆，文嘉則筆法疏簡縱逸，他們從各個方面得文氏的傳授，本身的書畫都有相當水平，由他們代筆很難辨識。稍后仿學文氏書畫，面貌比較接近，能夠造出假文氏書畫作品的，還有很多人，水平當然有高低之別。

　　錢轂為文征明代筆的例子，如明人墨跡中黃姬水致錢轂書札請錢為作喬松大石，以后再拿去請衡翁（ 指文征明）親題。意思是請錢畫后由文征明落款（見陳焯《湘管齋寓賞編》卷四）。專門作文征明偽畫的，以朱朗為最多。例如文氏給朱朗的信札，稱“今日無事，請過我了一清債”，“了一清債”是指畫債。即是叫朱朗去代他作應酬畫，了結一些畫債（見日本影印《明賢尺犢》）。又據《平生壯觀》卷五，亦云：“與朱青溪手柬大小二十余幅，行書，皆情渠代筆作畫以應所求者。”

　　朱朗，據《明畫錄》朱朗傳云：“朱朗，字子朗，吳縣人，學畫于文征明，乃以寫生花卉擅名，鮮妍有致。其山水與征明酷似，多托名以傳。”朱朗的作品，傳世不多，大概多是為文征明作代筆，因而以自己名義所作的畫，反而少見了。

　　又如文彭代其父作書的事例。見文嘉《鈴山堂書畫記》，其中談到蘇軾的《前赤壁賦》缺前四行，是文彭所補書，而且補的四行蘇體賦文和后面文氏跋，都是文征明具的名款。可知文彭是代父補書的。

　　明代名家之有代筆書畫，除文氏以外，以董其昌為最多。據啟功先生《董其昌書畫代筆人考》一文，詳加考證。他說：“董其昌以顯宦負書畫重名，功力本來有限，再加應酬繁多，不能不乞靈于代筆。”迄今所知，書法的主要代筆人最著名的是吳易，作畫。代筆有趙左、僧珂雪、沈士充、吳振、葉有年、楊繼鵬等（見姜紹書《韻石齋筆談》、《無聲詩史》）。朱彝尊《論畫絕句》：“隱君趙左僧珂雪，每贊香光應接忙。”自注云：“董文敏疲于應酬，每請趙文度及雪公代筆，親為書款。”又顧復的《平生壯觀》卷十云：“先君與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嘗見其作畫，案頭絹紙竹堆積，則呼葉君山有年代筆。翁則題詩寫款用圖章，以與求者而已。”程庭鷺《上竹下弱庵畫麈》卷上去：“曾見陳眉公手札與子居老兄，送去白紙一幅，潤筆銀三星，煩畫山水大堂，明日即要，不必落款，要董思老出名也。”以上幾條，說明了董其昌書畫代筆的情況。他的代筆畫，大多是自己落款蓋章。代筆的水平較高，功力精能的作品大多出于趙左、沈士充之手。關于楊繼鵬為董代筆，董自己也談多過，據蒯若木先生舊藏董札一冊，其中有“……友人楊彥沖（楊繼鵬字）精于書畫，嘗為不肖代勞”一語；又據《無聲詩史》卷十：“楊繼鵬，字彥沖，松江人，畫學師資于董思翁，頗能得其心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