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刑事政策與國家實體刑法之間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刑事政策是實體刑法的導向和依據，實體刑法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化和條文化。刑事政策可以轉化為刑事法律，刑事法律是司法辦案的直接依據。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實施中，依然起著指導作用。在刑事法律尚不系統、覆蓋面還不完整時，如新中國成立初期，刑事政策在法律未及領域成為司法辦案的依據。在制定和實施刑法典之后，即刑事政策系統化為實體刑法之后，刑事政策才不作為司法辦案的引用依據，而是作為理解刑法精神和詮釋刑法條文內容的指針。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經歷了主要依靠政策到主要依靠法律的發展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就明確提出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個政策在上世紀50年代初制定的一系列刑事條例中都有鮮明體現。1979年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刑事司法進入了一個有法可依的新時代。1981年中央提出，“要實行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堅決把社會治安整頓好，力爭取得明顯成效。”“嚴打”方針是在社會轉型時期犯罪劇增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實施的，是黨和國家對當時社會矛盾加劇、誘發和滋生違法犯罪因素增加、犯罪率不斷攀升趨勢的一種強烈反應和應急之策。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完備、最系統、最具有時代氣息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刑法典。這部刑法典科學地概括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規定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黨的刑事政策在這部刑法典中得到了系統、完整、權威的體現。

　　進入21世紀，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司法為民的呼聲日益高漲，法治文明不斷發展。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我國刑事政策有必要作出適當調整。

　　2004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2005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進一步闡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指對刑事犯罪區別對待，做到既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寬嚴相濟是我國在維護社會治安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這一政策更具現實意義。應立足于當前社會治安實際，審時度勢，用好這一刑事政策。一方面，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嚴厲打擊，什么犯罪突出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在穩準狠和及時性上全面體現這一方針；另一方面，充分重視依法從寬的一面，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對失足青少年，繼續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符合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妥地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繼承和發展。它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不僅對于刑事司法，而且對于刑事立法，都有重要意義。就刑事立法而言，自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頒布實施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8個刑法修正案。2011年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體現得淋漓盡致。該修正案一方面作了一系列趨嚴的修正，如增加7個新罪，擴大10個罪的構成要件范圍，提高、增重8個罪的法定刑，擴大特種累犯的范圍，提高無期徒刑犯減刑、假釋需要實際執行的年限等；另一方面也作了不少趨寬的修正，如取消13個罪的死刑，對已滿75周歲的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對未成年人犯罪進一步從寬處理，對懷孕的婦女犯罪也進一步從寬處理，還增設“坦白從寬”制度，對假釋需要實際執行的年限作出例外規定，以及降低兩個罪的法定最低刑等。

　　繼《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從2014年10月起開始審議。我們深信，該修正案也會全面體現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更好地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服務，將全面依法治國不斷向前推進。

　?。ㄗ髡邽橹袊嗣翊髮W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