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南永州藍山縣財政局被曝強行克扣職工50元工資，用于捐助“助殘金”。藍山縣財政局今日（25日）回應稱，縣財政局代扣“助殘金”屬于正常履行職責，依據是2004年縣政府下發的為殘疾人福利基金募集資金的文件，已執行11年，還將繼續執行。律師指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逼捐”屬行政違法行為。（8月25日南方都市報）

　　當地財政局扣職工工資的動機和目的無疑是好的，助殘的指向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扣工資”這一方式卻是嚴重不妥的。且不說扣工資本身帶有強制性質，會讓“捐款”行為變味，造成職工反感，僅就“扣工資”行為而言也涉嫌違法。按照我國《捐贈法》第四條明確規定：捐贈應當是自愿和無償的，禁止強行攤派或者變相攤派，不得以捐贈為名從事營利活動。而且，工資屬于職工個人合法收入，從“民法”和“物權法”有關規定分析，單位也沒有任何理由對職工工資予以支配和干預。由此觀之，當地財政局的做法實屬“越權”和“違法”。

　　但當地財政局為何敢明目張膽這么干？據稱，這一做法是有“依據”的。按照該縣財政局的解釋，2004年縣政府下發的為殘疾人福利基金募集資金的文件（藍政辦發〔2004〕17號）。然而，一方面是上面有“法律禁止”，另一方面卻是地方的“紅頭文件”，極明顯的是，法律的效力遠遠大于“紅頭文件”的效力，為何地方不執行法律規定卻執行“紅頭文件”？“紅頭文件”是什么“東東”？不言自明。“紅頭文件”更多的代表政府行政權力，是可以由個別領導拍腦袋就出臺的“東東”，可以“一言堂”、可以“一霸手”，可以決定和影響執行者的切身利益。因此，在下級和執行者眼中“紅頭文件”不敢不執行，法律規定卻可以視若無物。這一觀念的背后，不正是“權大于法”嗎？正因為“紅頭文件”凌駕于法律之上，領導個人意志凌駕上法律規定之上，正是發生“強迫捐款”、悍然“扣工資捐款”行為的真正原因。

　　近年來，強迫捐款現象頻繁發生。2012年，安徽省淮北市為創建國家森林城市采用了強制性捐款的手段；2014年8月，廣東省東莞市大朗鎮教育局在所轄中小學校開展強制捐款活動，并公布了“捐款參考標準”。近日，網上傳出多名天津市南開區教師被要求為“8.12”爆炸事故捐款的消息。對此，南開區政府通過官方微博回應稱，組織定向募捐，是應黨員干部要求。（8月19日法制晚報）等等，還有諸多類似事例。所以說，在國內諸多地方和單位，“言在于法”、“權大于法”的觀念是存在的，類似的“權大于法”的做法也是多發的，而且，根深蒂固的觀念長期未能得到糾治。

　　黨的十八大以來，更加注重法治建設，強調要建設和打造法治政府。在提倡法治的今天，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以權代法”、“權力干預法律”，對法律規定置若罔聞，說明地方法治生態的惡劣以及法治的差距。從屢屢發生的“強迫捐款”上，我們沒有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單位法治的堅守，更沒有看到對多年來“權大于法”現象和問題的糾治，一些地方發生的“強迫捐款”問題或是一個地方整體上法治氛圍遠未形成的折射。法治與否，公權力是否得到法律的約束和監督，或能從“強迫捐款”中找到答案，這也證明繼續大力推行法治和打造法治政府的極端重要性。（畢曉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