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名叫王清泉，年輕時只身爬煤炭車闖關東，后在奉天（今沈陽）郵局謀得一差事。“九·一八”事變后，日寇鐵蹄踏遍東三省。當時，奉天民眾爆發了一次逃回關內的“難民潮”，而父親此時正在奉天郵局押火車郵件，與家人音訊斷絕。我的母親耿學琴是一名家庭婦女，雖然裹著小腳，卻膽略超人，危急關頭，母親帶著我和妹妹，跟著逃難的人群，趁著黑夜扒上了難民車，逃回關內老家。不知過了多少日夜，媽媽帶著我和小妹終于回到河北省邯鄲縣的姥姥家，見到姥姥后，大家哭成一團。值得慶幸的是，不久后，父親也隨東北郵局一部分人員撤回到關內郵政局上班。

　　1939年6月，父親到了安徽省淮南市九龍崗鎮的小郵局工作。小郵局離敵偽鎮公所不遠，是一座二層小樓，樓下是郵局營業辦公，樓上住家，每當深更半夜經常傳來敵偽人員拷打被捕的抗日愛國人士的慘叫聲。父親常常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和小妹：“現在國難當頭，你們記住要為大人分憂愁。在郵局大門外玩耍時要邊玩邊放哨。”那年，我十歲，小妹六歲。

　　有一天，正下著大雨，進來兩個人與父親點點頭說要“寄信”。只見父親領著他倆登上二樓天臺最高處，向著偽公所的方向觀察瞭望，用筆畫圖后便匆匆離開。當夜，槍聲大作。天快亮才安寧下來。第二天，人們紛紛奔走相告，說那“閻王殿”被新四軍炸了，一批“要犯”被營救。

　　對此，敵人并不甘心，瘋狂地在鎮上大搜查、大逮捕。記得有一天，我和小妹正在大門外玩，忽然看到煤礦上的日本特務頭子田野帶著翻譯向郵局走來。我馬上遞眼色給小妹，她就一蹦一跳地進門告訴父親。不多時，田野就登上二樓到我家住房，瞅到我父親收藏的煤精花瓶。那翻譯就和父親說：“太君喜歡這個，要拿去玩玩。”不容父親分說，便在大白天搶走了我父親的寶貝。

　　1942年冬，父親被調到了靠東海邊的響水口鎮（今江蘇省響水縣）郵局上班。鎮上居民大多是靠出海捕魚為生，自日本鬼子侵占后，人心惶惶日夜不得安。這里與解放區東坎（今濱海縣）相距不足百華里，有一條郵路在斷斷續續地來往，一周通郵2-3次郵班。敵偽為了全面封鎖解放區，時常來郵局搗亂威脅。

　　1943年冬，父親接受黨的委托，要在這里開辟一條“紅色特別郵路”，完成由響水口到東坎，即從敵占區到解放區的中轉任務。面對敵人殘酷嚴密的封鎖，難度較大，經過多次密謀研究，他決定挑選近五十歲的徐紅陸同志擔任交通員，郵班也改為每天一班。“特別郵路”開通不到一年，郵件陡增。郵件中，有《新華日報》，還有從香港寄往解放區的進口盤尼西林（青霉素）包裹。“特別郵路”一時成了一條“生命通道”。

　　“特別郵路”的后勤保密工作，由母親主動擔當起來。為了保護好寄給解放區的郵件和包裹，每天她都要忙到深夜。全國各地寄來的郵件及包裹，首先進行分類，收藏在安全地方，對于破損的包裹和信件，她發現了都要補貼，或用針線補縫完好才放心；尤其是寄給解放區的大件包裹，還要進行“大改小”重新包裝，避免裝到郵袋里太顯眼。為了防止敵偽人員來檢查破壞，她在我家大床底下挖出了一個地窖作為“特別保密室”。在響水口解放前，敵偽人員曾多次搜剿郵件，但翻箱倒柜后什么都沒有撈到。

　　響水口鎮解放后，負責濱海縣通信交通的徐必泰同志曾專程看望父親，盛贊他在另一條戰線上的英勇表現。

　　（王書榮，現年87歲，民建會員，第七、八屆合肥市政協委員，安徽省合肥市農林科學研究所原高級農藝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