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朝陽區北窯地物資大廈的宿舍樓我們采訪到了82歲的老臺胞楊俊雄。

　　楊俊雄，退休前是北京酒仙橋醫院原主任醫師（現合并為清華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從事普通外科工作40余年，有豐富臨床實踐經驗及高超手術技巧，72歲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他一生鐘愛的手術臺。1958年被評為北京市衛生系統先進工作者，1993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因他手術精湛，被患者們親切地稱作“楊一刀”。

　　支持大姨參加義勇軍打鬼子

　　1933年10月8日，楊俊雄出生在福建石獅，父母都是臺南人。楊俊雄母親是懷著他跟隨著大姨來到福建崇安的。至于父親，楊俊雄一直未曾見過，母親到大陸來時，父親沒來，在楊俊雄9歲時父親在臺灣離開了人世，他的印象中母親曾講過父親是位醫生。

　　其實，母親與大姨并非親姊妹，但楊俊雄自始至終稱她為大姨。楊俊雄聽母親講，母親與她情同手足，雖未義結金蘭，卻也勝似姐妹。那時，她們在臺灣有著相同的家世背景，兩人母親均為洗衣工，家境又都十分貧寒，后來兩人一起上學，又一起分到了一家長老教會醫院做護士工作，漸漸地，兩人的感情就十分密切，成為了無所不談的閨蜜知己。在長老教會醫院，母親比較勤奮，好學上進，不滿足于一般護士工作，后在醫生們的幫助指導下，她刻苦自學了相關醫學知識，到大陸前，她已經是醫院一名名副其實的助產師了。

　　大姨則沒有走這條路。大姨思想活泛，思路開闊，經常接受外面的新思想，應該講，在當時算得上是個新女性了。工作后，大姨看到每天服務的對象大都是日本人，稍有不當，他們對她們不是罵就是輕薄，更有甚者還動手打人，根本不尊重她們。所以，從那時起，大姨在骨子里就很恨日本人，就想有機會一定得離開這個地方。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大姨借機游說母親，告訴母親東北被日本占領了，中國人就要成為亡國奴了，臺灣日子肯定會越來越不好過了，我們應該到對面去看看，聽說大陸有敢跟日本人干的隊伍了。

　　在臺灣，母親非常信任大姨，聽了大姨的勸告，并不顧父親和家人的反對，毅然決然地跟隨大姨來到了福建崇安。這個時候，崇安已經聚集了許多臺灣鄉親。來到這里的鄉親，大多是在臺灣生活不下去了的。

　　到崇安后，第一需要解決的便是生活問題。于是，大姨和母親就利用自己學醫的特長，在當地開了家藥房，而藥都是從臺灣長老教會醫院等地方，通過原來的同事幫忙進的。一段時間后，日本在中國越來越猖獗，中國軍民的抗日情緒與日增長，民間百姓也自發地開始抵制日貨。一天深夜，藥房被激情燃燒的憤怒百姓一把火給燒了。大姨與母親沒有責備任何人，她們知道其中的個因。可生活得繼續。她們一合計，又來到廈門開了個診所。但同樣沒多久，診所停了。此段日子，大姨戀愛、結婚、生子，恰好夫君是福建石獅人，母親最終隨大姨一道來到了石獅。

　　1939年，李友邦在金華成立了抗日義勇軍。沉悶了好長時間的大姨，總算找到了找日本人算賬的隊伍，她二話沒說，立即前往金華參加了義勇軍。而把照顧家的重任留給了母親。

　　楊俊雄依稀記得，自己的小學是在崇安的臺灣兒童教養院上的，以后就在石獅長大。他和大姨夫的關系非常好，小時候楊俊雄右手骨折，就是大姨夫抱著楊俊雄到福建的少林寺用中醫治療好的。楊俊雄后來成了普外科醫生，手術必須要右手使勁，而當年右手骨折對此一點兒都沒有影響，這多虧大姨夫及時地帶他治療。

　　大姨有6個孩子，老大是腦癱，最早在崇安就死亡了。大姨參加義勇軍后沒多久，大姨夫被人舉報，說是看見他從日本船上下來的，就被當成漢奸被一個國民黨的旅長給槍斃了。其實，這都是那些腐敗的國民黨官兵為了綁票撈錢所為。

　　就這樣，大姨在抗日義勇軍里堅持抗日，母親則用她那雙羸弱的雙肩擔起了兩個家庭及撫養6個孩子的重任，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微薄力量支持著大姨、支持著中國的抗日行動。她是中國千千萬萬個母親中的極為普通的一位。

　　母親教給我們的是懂得愛國

　　大姨夫去世后，石獅是待不下去了，楊俊雄母親就帶著孩子們來到了福建長樂。為把孩子們撫育成人，母親不得不在家重新掛牌開起了診室，做了一名助產師。母親是普通人，但她始終尊重知識與教我們愛國。

　　盡管如此，那時候積貧積弱的中國，不論你在哪里，生活的困難總也不能擺脫。楊俊雄母親依然一樣。但這位偉大的母親卻能夠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意識到孩子們必須受到教育，這個國家需要下一代受教育。于是，她硬是咬緊牙關，想盡各種辦法讓每一個兒女都能夠有書讀、有學上。楊俊雄還記得，勤勞的母親把辛苦蓋起來的家，分了一半給教堂做禮拜，這樣教堂也協助母親一起供孩子們上學。就是在長樂，楊俊雄讀完了中學。

　　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政府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在福建的臺灣同胞全部集中到崇安，統一住宿，統一生活，名為這樣好照顧臺灣同胞，實則是要監視他們，懷疑他們中間有日本人的特務之類的人。

　　那段時間，他們家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為幫助母親，漸漸長大了的孩子們一邊繼續讀書，一邊開始幫忙母親做些家務活，男孩子出去砍柴掙錢、女孩子在家做飯洗衣，甚至，楊俊雄還差點也去參加抗日義勇軍少年團，希望能給家里減輕負擔。恰時，抗戰勝利了，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楊俊雄沒能去成。臺灣抗日義勇軍和少年團回到了臺灣，大姨則沒有跟去，而是從上饒回到崇安，她離不開母親和孩子們。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家境開始好些了，楊俊雄和表兄妹們得以繼續讀書。隨后，大姨的大兒子考上了復旦大學，后來專門從事文學創作；一個表妹考上了鄭州的水利專科學校，另一個考上揚州師范學院；楊俊雄也考上了福建醫學院，繼承了母親的傳統。選擇學醫，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楊俊雄那時候認為醫生是自由職業，不需要靠任何人都能夠解決溫飽問題。

　　楊俊雄在讀大學期間，接受了新中國的教育，看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的變化和新氣象，并堅定地相信新中國一定能夠帶領大家甩掉貧困落后的帽子，奔向美好的明天。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舉，急需各方面的人才。楊俊雄從福建醫學院畢業后，國家進行了統一分配，他被分配到了當時主管國防工業的二機部。從此，楊俊雄的事業、人生就留在了北京。不多久，楊俊雄也把母親接到了北京，讓辛苦了一輩子的母親在北京安度晚年，直到1970年去世。（易靖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