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方面會認識到自己工作的不妥，那句道歉的話語總會來到。可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識如何消除？每一個為官者如何才能明白，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自于人民？

　　因為冤案，蔣小兵（化名）被關押了21天。此案經廣東省公安廳刑事復議，認定東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未依法進行審查”，“違法行使偵查職權，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賠償請求人采取拘留措施”，應當對賠償請求人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目前，5689.56元的國家賠償已經到位。但警方的道歉一直未能兌現。（8月6日《廣州日報》）

　　既然是辦錯了案，對當事人已經造成了人身以及精神層面的損害，而且，此案又是經過公安廳刑事復議，明確要求先給當事人道歉，為什么卻遲遲無人開口呢？既然此案的辦理明明存在著問題，向當事人乃至民眾表達自己有錯就改的誠意，這有什么難的呢？

　　一個可以理解的事實是，從2013年至今，東莞市公安局和南城分局的領導，都有著不少的變動，新任領導想必是不愿意為前任領導的過錯買單，擔心今后責任追究時，這事情“算到自己賬上”。這種心態的存在，也屬人之常情吧，如果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才遲遲不道歉，那么，我們是不是應該對為官者進行如此規定，即必須要為自己此前的決策負責，而無論崗位變遷？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很多“爛尾工程”找不到承擔者。當然，也有可能當初的案子屬于集體做出的決定，出了問題，讓某個領導出面道歉，從而成為眾矢之的，恐怕這領導也不服氣。可我們平時總是自勉要為人民服務，為人民道個歉，應該不會很難吧？

　　而除了上述可以理解的原因，也許還有其他原因，影響著相關人員說出道歉的話，那就是“權力意識”，認為國家賠償已經是對冤案的補償，再低下頭說對不起，面子上難以接受。這種心態，不管南城分局的同志們有沒有，但是有關的例子，可是不勝枚舉，包括一些糾紛時“我是處長”、“我是局長”的叫囂，包括近兩天沸沸揚揚的“老年證丟失要去派出所開證明”，包括最新出爐的“買房需要無犯罪記錄”，都是辦事人員思想深處的權力意識在作祟。

　　當然，就本文所述的冤案而言，經過媒體的報道，相關方面會認識到自己工作的不妥，那句道歉的話語總會來到。可根深蒂固的權力意識如何消除？每一個為官者如何才能明白，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自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