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前”讓我們知道歷史大概往哪個方向走，是什么力量、事件及文體代表著文學的未來，因而對這些“新生事物”表示寬容、理解與體貼；“顧后”則是因長期的學術訓練以及由此形成的歷史感，對即將逝去的“傳統”充滿溫情與敬意。

陳平原

　　□演講人：陳平原

　　■演講人簡介：

　　陳平原先生，廣東潮州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曾先后在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英國倫敦大學、法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美國哈佛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臺灣大學從事研究或教學，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散文小說史》、《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等著作30余種。近期出版的中文著作，包括《神游四方：陳平原自選集》、《“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讀書是件好玩的事》等。

中國近代報章

　　編者按：

　　近代報章的產生對于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產生、繁榮與發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富有中國報刊特色的所謂文藝副刊的優良傳統，更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報章的角度研究文學，是近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熱點，本期講壇特邀請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從一個學者的視角談談近代報章與當代文學研究的關系。

　　■精彩閱讀：

　　□因翻閱大量舊報刊而獲取氛圍與細節，我用一個詞來形容，叫“觸摸歷史”。

　　□談及報章提供的細節對于歷史研究的意義，我曾用三個詞來描述：第一溫度，第二密度，第三厚度。

　　□在文學創作中，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

　　引言

　　作為職業讀書/寫書人，最怕碰到這樣的提問：你最好的著作是哪一本？有人喜歡自吹自擂，說最好的就是剛出的這一本，言下之意，趕緊掏錢買書吧；有人志存高遠，說最好的還沒出來，估計是下一本，讓大家翹首以待。我老實交代，這只是我剛剛刊行的新書，說不上“最好”，也不能保證日后會“步步高”。為了感謝諸位的捧場，我先介紹一下《“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這本書的出版機緣及特色，然后延伸出去，著重談幾個大家可能感興趣的話題。

　　先說為什么要出這本書。最初，純屬追懷自家的情感與夢想。30年前，我跨長江、過黃河，來到北京求學。從一個躊躇滿志的外省青年，逐漸成長為北京大學的博士、教授，我走過了頗為艱辛的道路。30年后回首，想想當初進京那一刻的“壯懷激烈”，感慨良多，覺得有必要出本小書，留下點印記。那是去年夏天的事了。如何將未入集的零散文章編輯成書？最好是有一條主線。考慮到今年是《新青年》創刊100周年，于是決定以報刊出版為中心，討論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一開始看重的是私人情感，后來逐漸轉移為公共立場，因而，也就越說越認真了。可我自始至終都很清醒，這只是一本專題性質的論文集，沒什么了不起的。集中有幾篇不錯的文章，但全書是組裝的，質量不均勻。只能期待熟悉我研究思路的讀者，將此書與我的已刊各書參照閱讀。

　　好，關于這本新書，就說到這兒。接下來，我準備談以下幾個話題：“三利器”如何互動、觸摸歷史的可能性、怎么使用報章資料、書籍與報章的關系、人文學者該怎樣“瞻前顧后”。

　　利用報章“觸摸”歷史

　　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連載《飲冰室自由書》，其中有一則，日后收入專書時加了個題目，叫《傳播文明三利器》。這篇短文很重要，我在文章中提到好幾次。此前日本政治家犬養毅傳授經驗，稱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三種最有力的武器，那就是學堂、報章、演說。當時梁啟超馬上做了發揮：因中國人識字率不高，因此，“演說”更值得認真經營。100多年后回首，你會發現，梁啟超很有遠見，判斷很準確。學堂、報章、演說，至今依然是推動整個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關于“聲音”與現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關系，我有專門論述，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參閱，此處不展開。這里想說的是，中外學者中，關注學堂的大有人在，研究報章的也不少，但像我這樣同時兼顧報章、學堂和演說的，可就很少很少了。我不只單獨研究學堂、報章、演說，更關注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如學堂與報章之間曾經的攜手并肩或互相拆臺，演說如何成為學堂的基本訓練以及影響社會的重要手段，刊載于報章或獨立成書的演說又怎樣改造了中國的文章體式等。所有這些話題，都既是歷史，也是現實，至今仍值得認真思考。

　　我注意到，媒體上關于《“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這本新書的介紹，大都會引述我《文學史家的報刊研究》中的這么一段話：“大眾傳媒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代文學’之不同于‘古典文學’，除了眾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表形式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在文學創作中，報章等大眾傳媒不僅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寫作者的思維與表達。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大眾傳媒，不僅僅是新聞史家或媒體工作者的責任，更吸引了無數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學史家的目光。”可書中還有一篇《文學史視野中的“報刊研究”》，則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這不奇怪，那是專業論文，談的是利用報刊進行史學或文學研究的優勢與陷阱。不做專業研究的，沒必要糾纏于此。

　　我先說說利用報章進行史學研究的趣味。因為，現代中國文學/思想/學術的生產與傳播，與傳統中國大不一樣。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絕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報章發表，而后才收入文集。報章作為一種重要媒介，其自身的特點與趣味，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到這個文學/思想/學術的生產過程中。這確實是一個管道，但并不透明，也并非無菌。這點，我在不同的著作中多有論述。這里想舉例說明的是，報章對于日常生活的詳細記載，為后世史家復原歷史現場，提供了大量鮮活且生動的細節。16年前，也就是1999年初，我和夏曉虹做了一本書，題為《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參加者是我當年指導的研究生。寫作過程中，除了閱讀各家著作及查閱檔案，還有兩個重要手段，一是報刊鉤稽，一是田野考察。

　　記得是1999年2月的某一天，我帶著學生，在老北大的紅樓前集合，沿著當年北大學生的游行路線，重走一遍“五四”路。事先做了認真規劃，提供給大家基本材料，沿途講解，走走停停，從天安門廣場，轉入東交民巷，一直走到趙家樓，考察過周邊環境，總共走了六七個小時，北京電視臺那一次跟著我們拍攝，后來還形成了一個專題片，播出后據說反應很好。我給《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撰寫的長篇導言，考證歷史的各種細節。這篇題為“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的長文，日后發展成為我的一本重要專著。那么，我從哪里獲得這么多豐富生動的細節？除檔案及回憶錄，主要得益于各種舊報刊。因翻閱大量舊報刊而獲取氛圍與細節，我用一個詞來形容，叫“觸摸歷史”。“觸摸”這個詞早就有了，但主張“觸摸歷史”，強調理性分析之外的感性把握，卻是我努力的方向，且略有收獲。

　　談論歷史，弄不好就很空洞，必須有很多真實的生活細節的支撐，歷史才會變得豐滿且可信。今天談論李白與杜甫的生活，我們主要靠考證生平及分析詩歌意象來實現；報紙雜志出現后，為后世讀者回到歷史現場留下了很多瑣碎但有用的資料。今天做歷史研究，談論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趣味及方法明顯不一樣，關鍵就在這個地方———前者可以借助大眾傳媒的閱讀與闡釋，來精細地描述中國人的日常經驗與精神生活。所以做報紙是很重要的工作，它記錄歷史。

　　那么報章提供的細節對于歷史研究具有怎樣的意義呢？我曾用三個詞來描述：第一溫度，第二密度，第三厚度。最近20年，學者（尤其是做博士論文及碩士論文的研究生）從大眾傳媒入手，研究現代中國的思想及文學的越來越多。其面臨的困境，我在《文學史視野中的“報刊研究”》中有詳細的分析。其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報章本身無法獨立完成自我闡釋的問題。也就是說，除非你只是將報章作為資料庫使用，否則，任何深入論述，還必須有超越報章立場的大視野。閱讀舊報刊，一開始會很興奮，滿眼都是有趣的細節與開放的線索。但再往下走，不斷岔開去，很容易迷失在資料的海洋，不知道往哪兒走好。這個時候，我會提醒我的學生們，進入報刊前，必須有自己的方向感，并建立某種坐標系。而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這個方向感與坐標系，就是事先要閱讀作家文集及檔案資料形成的立場與感覺。有了這個大視野、基本立場與藝術感覺，再進入那漫無邊際的資料海洋，才不至于被淹死，才可能左右逢源，找到想要的東西，或訂正原先的某種錯覺。還有一點，因舊報刊的數據庫越來越多，檢索也越來越方便，若沒有主心骨，靠檢索、剪貼、排列，出不了好文章的。某種意義上，形成大的感覺與思路，還是靠閱讀作家或思想家文集，報紙雜志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手段，用來校正、修補、豐滿我們的論述。

　　既“瞻前”，也“顧后”

　　當梁啟超論述“傳播文明三利器”時，他所說的“報章”，不僅僅是指報紙與雜志，還包括出版。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應該是“大眾傳媒”。幾年前，我有一個講座，題目是《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現代文學》。那里所說的影響文學進程的“物質文化”，指書籍。我特別強調書籍作為一種載體，對于現代中國文學的意義。談論書籍的生產與流通，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各種大小書局，毫無疑問起了關鍵性作用。這也是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專家，會將目光集中于此的緣故。與唐宋已有的雕版印刷不同，晚清引進的石印術，直接促成了畫報的誕生，也間接推進了古籍的整理與重刊。關于畫報，我在東方出版社去年刊行的《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以及此前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有專門的論述，這里從略。不過，我想強調一點，學中文出身的人，一般習慣于通過“解字”來“說文”，也就是說，關注文字的多，關注圖像的少。眼看圖像傳播知識影響社會的力量越來越強，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而“讀圖”本身是一門學問，需要某種眼光，也需要某種方法，并不是每個人都能手到擒來的。此外，關于書籍的制作與流通，包括印刷技術的改進、封面裝幀風格的演變、書籍價格的漲跌等，都值得關注。《“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中，有三篇文章值得推薦，一是談“百科全書”，二是談“新文學大系”，三是談“全集”該如何編撰。表面上屬于出版形式問題，但涉及很豐富的歷史及文化內涵。或許是文學史家的敏感，促使我對“有意味的形式”很感興趣，堅信很多形式問題背后，蘊含著一個時代的技術水平與審美趣味，甚至思想內涵。

　　回到剛才談及的大眾傳媒“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這里說說“潮流”的局限性。我曾經說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而生活在當下中國，科技日新月異，潮流風起云涌，最大的困惑便是，很容易被判定OUT。剛剛流行某種概念、思想、裝置、服飾，你正努力追趕呢，可能“新潮”已經過時了。伴隨著大眾傳媒的無遠弗屆，所有人的生活經驗與表達方式，似乎都有一個固定模板，都在往一個地方靠，恨不得“從里到外”都整成一個“標準人”。這可不是理想的生存狀態。國人的普遍趨新，害怕落伍，崇拜名人及名牌，盲目追趕潮流，其實是自家教養不足、缺乏定力的表現。有些東西你懂，有些東西你不懂，或根本不感興趣；既然不懂或不感興趣，那就不理它就是了。不管是日常生活還是學術研究，應該都持這個態度。可我明顯感覺到，在大眾傳媒制造的關于時尚（生活、思想、表達方式）的狂風驟雨中，還能昂首天外、我行我素的，越來越稀少了。一旦連讀書人也都放棄了“自作主張”，這世界會變得越來越不可愛的———即便披上五彩斑斕的時裝。

　　最后我談談作為一個人文學者，應如何處理自身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既“瞻前”也“顧后”。在很多人眼中，“瞻前顧后”是一個不好的詞，表示做事猶豫不決。可在我看來，這是學者的職業特征決定的：“瞻前”讓我們知道歷史大概往哪個方向走，是什么力量、事件及文體代表著文學的未來，因而對這些“新生事物”表示寬容、理解與體貼；“顧后”則是因長期的學術訓練以及由此形成的歷史感，對即將逝去的“傳統”充滿溫情與敬意。再往下說，那就是因明白新生事物的潛力、陷阱和可能性，在努力追蹤的同時，用歷史經驗來加以警示與校正。這一立場與趣味，導致我不可能成為一個扛一桿大旗、不顧一切往前沖的革命家，而只能做一個認真細致的觀察者或批評家。革命家的性格，一般都是只瞻前，不顧后；而歷史學家又往往只顧后，不太瞻前。若能成為一個敏銳的時代觀察者，既瞻前，也顧后，談不上引領風騷，但起碼與時代同行，必要時幫助敲敲邊鼓，那也是好的。

　　（本文系作者2015年6月在北京言幾又書店舉行的鳳凰網讀書會上的專題演講，7月9日修訂于京西圓明園花園，發表時有刪節，標題為編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