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好基層的事，要善于運用中國人自己的方式和辦法。社區協商蘊藏著基層民主的活力之源，也是真正能夠開創中國特色治理模式的制度資源

　　社區有了矛盾糾紛該怎么辦？常言道，有事好商量。近日，中央印發《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將“好商量”的民間智慧轉化為制度成果。正如《意見》所指出的，社區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加強城鄉社區協商，有利于解決群眾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化解矛盾糾紛，也是發展基層民主，暢通民主渠道的體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社區的變化，已經重新塑造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城市，以往“筒子樓”“單位大院”的居住形態趨于式微，由陌生人構成的居民小區成為常態，鄰里之間的交往變得稀薄。由于缺少共同的聯系紐帶，彼此都把“私人空間”看得很重，導致與車位、養狗、噪音等“公共事務”相關的問題極易釀成糾紛。在農村，不少地方由于鄉村精英和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致使社區事務乏人過問；而在村委會選舉、征地補償等公共事務上，則容易因利益糾葛滋生矛盾。城鄉社區的變化，是近幾十年我國社會變遷的一部分，也必須在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之中予以消化和接納。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意見》站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高度，提出“推進城鄉社區協商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什么叫社區協商？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鄰里之間，有事坐下來好商量。這本是中國人“過日子”的尋常道理。村里修條路要從誰家地里過，老少爺們兒坐下嘮嘮，也就解決了；小區里面亂停車影響交通，業主們找時間開個會商量商量，并不難辦。有些人誤以為“優良治理”僅是規則之治，其實相較于紙面上的條文，這些尋常道理背后的治理資源更加實在、管用。因此，很早以前就有學者提出，要激活法治的“本土資源”。體現“有事好商量”的社區協商，正是有效激活了本土資源的制度創新。

　　事實上，近年來各地圍繞社區協商，已經涌現了一批有益經驗。浙江溫嶺從1999年就在鄉鎮開展“民主懇談”，鼓勵群眾各抒己見，參與政府年度預算方案等重大決策，被譽為“泥土里誕生的”基層民主。北京東城區東花市北里小區，摸索出了一套“五方聯席會議”的做法，業委會、居委會、物業公司，以及街道辦和派出所一起坐下來化解小區管理難題……這些都是“有事多協商、遇事多協商、做事多協商”在社區層面的體現，也證明，辦好基層的事，要善于運用中國人自己的方式和辦法。在這些或許不起眼的“土辦法”中，蘊藏著基層民主的活力之源，也是真正能夠開創中國特色治理模式的制度資源。

　　可以想見，運行良好的社區協商，將成為培育基層民主的制度搖籃。作為一種與本土實踐有關的治理手段，“民主”身上套著的絕非一塵不染的晚禮服，而是沾滿泥土氣息的粗布外套，需要與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產生緊密聯系；民主也絕不僅僅是講章里的教條和概念，更是群眾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過程，需要在具體事務中不斷探索和拓展。通過形式多樣的社區協商，群眾將逐漸產生對基層民主的感性認識，進而習得民主的理念和途徑。這個過程，也是基層民主不斷擴大、民主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的教育過程。

　　毛澤東說過，“國家各方面的關系都要協商。”“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推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現協商于民、協商為民，不妨從“商量著辦事”的社區協商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