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人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認識還存在一些誤區。有人以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速度會自動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因此對于經濟下行壓力缺乏認識，對穩增長的必要性和意義缺乏正確判斷。確實，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潛在增長率由高速轉變為中高速。但中高速的潛在增長率只是一種增長的可能性，并不會自動實現。我國經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的過程仍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只有主動作為、采取切實措施，才能成功實現增長階段的平穩轉換。

　　加快形成與新常態相適應的新增長方式

　　形成與新常態相適應的新增長方式，是成功實現增長階段轉換的關鍵。從國際和歷史的視野來看，過去30多年我國的高速增長屬于比較典型的后發追趕型經濟增長。現在我國追趕型增長進程還沒有結束，目前所面臨的增長階段轉換，屬于后發追趕型增長過程中的階段轉換。關于這個時期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高低，近年來一直是學術界熱議的話題，現在已經形成兩個基本共識：一是我國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傳統增長動力減弱，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接近兩位數的高增長。二是雖然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已經下降，但不會一下子滑落到發達國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在一定時期內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潛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潛在增速只是由經濟發展階段、與發達國家發展差距及后發優勢大小等因素所決定的一種增長可能性，是通過努力有可能實現的增速，而不是不通過努力就可以實現的。有三個方面的國際經驗可以說明這一點：一是世界上有不少處于低收入發展水平、非常貧窮的國家，它們的后發優勢和增長潛力很大，但長期沒有實現快速增長；二是一些成功實現追趕型增長的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盡管它們在相似發展階段的后發優勢或增長潛力比較相近，但各自實現的中長期平均增長速度存在較大差異；三是一些追趕不那么成功的國家或地區，雖然在發展初期經歷了高速增長，但到中等收入階段則出現了發展的停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些教訓都是值得吸取的。

　　可見，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并不僅僅意味著增長速度的變化，而同時意味著增長動力和增長方式的重大轉變。中高速增長并不能在延續舊的增長模式下自動實現，而需要通過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調整去爭取，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如果不能真正建立適應發展階段變化、有利于實現增長方式轉變的體制和政策環境，那么，不僅中高速的增長潛力不會變為現實，而且經濟有可能滑落至低速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關鍵是在保持經濟基本穩定、風險總體可控的前提下，不失時機地推進各項改革，加快形成與新環境、新階段相適應的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方式。同時，應加快培育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和新增長點，帶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把握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

　　把握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在著力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同時，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是實現經濟增長階段平穩轉換的基本要求。

　　統籌兼顧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和穩增長、防風險、惠民生。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復雜性，不僅在于經濟進入新常態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還在于近年來我們一直說的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可以說盤根錯節、異常復雜。我們既需要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也需要穩增長、防風險、惠民生。這些任務之間，從長期來看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但在短期內有時會相互掣肘，甚至存在矛盾。加大轉方式、調結構力度需要深化改革，強化市場約束，促進優勝劣汰，長期來講無疑有利于保持增長活力、控制風險，但短期內則有可能導致增速下降，加大矛盾和風險；而如果把短期增速的高低看得過重，或者不愿冒必要的風險去解決深層次矛盾，則勢必在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方面邁不開步子，時間一長，就有可能陷入增長下滑、風險加劇和改革難以推進的惡性循環。所以，必須堅持整體謀劃、統籌兼顧，既緊緊扭住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不放松，又密切關注各項改革舉措對經濟增長的短期影響，并采取必要的調控措施，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增長方式的慣性作用常常會使宏觀調控政策面臨困難選擇。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屬于比較典型的規模速度型模式，只有在保持較高增速的情況下，企業才能盈利，財政才能增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存在滯后性。隨著經濟增速快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由于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方式還在延續，盡管增長速度并不算低，卻可能出現企業大面積虧損和財政收入增速大幅度下滑的情況。如何既加快推進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又緩解企業和財政面臨的困難，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是宏觀調控面臨的重大考驗。近兩年，我國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實行區間調控、定向調控，適時適度預調微調，提高了宏觀調控效果。

　　區分兩種不同性質的經濟增速回落。經濟增長階段轉換期會出現兩種性質的增速回落：一種是由階段轉換、潛力變化和結構調整、矛盾化解等所導致的增速下降，另一種是由經濟景氣循環變化所引起的增速下降。這兩種增速下降雖然根源不同，卻會相互影響，甚至相互加強，尤其需要注意由前一種下降所導致的后一種下降。這是因為，經濟增速變化不僅受客觀因素的影響，還受心理預期因素的影響。由增長潛力下降或結構變化導致的增速下降，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通過預期因素導致經濟的周期循環型下降。如果說第一種回落很難避免，那么，我們應當盡可能減小第二種下降。這也是中央一直強調保持經濟處于合理區間、防止經濟慣性下滑的道理所在。當然，在“三期疊加”階段，也不能把合理區間簡單理解為一個增速數據，而應更加注重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注重就業與民生，注重環境改善，注重風險化解和防控。在這些目標和要求能夠比較好地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即使經濟增速低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

　　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打造“雙引擎”

　　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只有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著力，才能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升級。

　　進一步加大有利于強基礎、惠民生的投資。我國現階段依然具有巨大的投資需求空間，特別是在城市地下管網改造、農房抗震加固、農村垃圾處理、大氣和水污染防控等方面，投資需求非常強烈和迫切。問題在于，與前一階段的投資相比，這些領域投資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大都具有一定公益性質，而不是可以直接商業化的投資。因此，一方面要通過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可持續的投融資體制，充分釋放國內投資需求，從需求側形成增長的新動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要按照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的要求，進一步加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支持這些領域的政府投資。

　　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釋放我國在要素供給方面依然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后發優勢。比如，我國勞動力成本遠低于美國，但資金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由于競爭不充分，遠高于美國。如果計算綜合成本，在不少產業領域我國甚至高于美國。這是導致近年來不少美國企業回歸甚至不少中國企業選擇到美國設立分廠的重要原因。如果能夠通過改革打破壟斷，提高這些領域的發展質量，降低成本，就能為發揮我們本來具有的比較優勢創造條件，形成新的增長動力。

　　形成有利于新興產業成長以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當今世界，信息、新能源等領域的技術進步一日千里，基于商業模式創新的新業態層出不窮，二者相結合，孕育大量新商機、催生眾多新業態。另外，隨著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結構變化，健康、環保、養老等服務業存在巨大需求。但這些產業發展還面臨監管方式、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制約，需要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創造適宜的環境。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扎實，具有巨大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但長期以來，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潛力的發揮。必須加快相關方面的改革，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為公平競爭搭好舞臺，創造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