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股市“虧也心慌，賺也心慌”，紅肥綠瘦，牽動著許多人神經。在潮起潮落中，有些人因為交易發生爭議，從而對簿公堂。股民鄭先生在今年1月中國南車[-3.05% 資金 研報]（601766）股票連續漲停期間，試圖通過“預埋單”的方式買入中國南車，雖然報價排序均為第一，卻未買到該支股票，一氣之下他將上海證券交易所告進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要求上證所公開其今年1月18日申請的政府信息，即委托時間及未成交的理由。昨天，這起上海“牛市第一案”在上海一中院公開開庭審理。雙方就上述信息該不該對外公開展開爭鋒相對的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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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價排序均為第一，為啥還買不到股票？

　　昨天上午，鄭先生和上證所代理律師均很早來到上海一中院法庭，鄭手里拿著一摞材料，看來是有備而來。記者想要和鄭先生聊幾句，但他只是微笑著，并不愿多說。上午9點，法官敲槌宣布開庭。根據鄭先生在法庭上的陳述，2014年12月30日至2015年1月8日期間，鄭先生連續數日采用“預埋單”的方式委托中銀國際買入中國南車（601766）股票，報價排序均為第一，但始終未買到該支股票。

　　2015年1月18日，鄭先生向上證所申請公開上述期間券商“接受報價，券商申報買入中國南車的順序及數量”，以了解券商是否委托、委托時間及未成交的理由。隨后，1月22日，上海證交所電話答復鄭先生，說他所申請的信息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規定的信息。鄭先生遂向上證所主管部門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申請復議，證監會駁回了他的行政復議申請。鄭先生據此訴至上海一中院，請求法院判令以書面形式公開涉案信息。

　　記者注意到，當時“中國南車”連續數日漲停，股民在沒有賣家拋出股票的情況下，一般很難買到“中國南車”。而鄭先生采用的“預埋單”方式，就是提前布局好買入點和賣出點，達到快人一步的效果，特別是對于一些一開盤就漲停的股票，預先提交買入的“預埋單”，可以避免開盤就很快漲停而無法買入的煩惱。

　　而鄭先生正是這樣操作的，但股票交易有個“價格優先”和“時間優先”原則，從法庭透露的情況來看，鄭申報的價格應該沒什么問題，但“時間優先”出現了問題。在鄭先生看來，他的報價排序均為第一，時間上已經夠快的了，怎么還買不到這個股票呢？

　　上證所的代理律師昨天在法庭上作了解釋，“你報價排序為第一，那是在你的券商系統，即中銀國際里排位第一，但不一定在我們上證所交易系統里也排在第一位，我們上證所交易系統里每天集合競價階段有數以千萬計的交易。”這名律師說。

　　該不該公開政府信息？上證所：告錯對象了

　　那么，上證所到底該不該按照鄭先生的要求，公開他所提出的信息，即“接受報價，券商申報買入中國南車的順序及數量”？

　　在昨天的法庭上，雙方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在鄭先生看來，他所申請的信息與其本人“生產、生活、科研”需要密切相關，而上證所首先在形式上未按照書面形式作出答復；其次，在內容上也沒有告知不予公開的理由。《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一條規定，對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屬于公開范圍的，應當告知申請人獲取該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徑；屬于不予公開范圍的，應當告知申請人并說明理由。據此，鄭先生表示，上證所拒絕公開信息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但上證所的代理律師認為，上證所的電話回復只是一種告知，不是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作出的答復。上證所組織和管理證券市場的交易行為，不具有社會管理功能，不是行政機關，也不是行政主體，不承擔政府信息公開的職能。因此，沒有權利也沒有義務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規定來答復鄭先生。其次，鄭先生申請公開的信息不屬于政府部門的信息，也就不能適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條文。

　　對此，鄭先生盡管認可上證所不是行政機關，但認為上證所是“法律授權組織作出的行政行為”，同樣也具有信息公開的義務。而上證所代理律師認為，上證所對上市公司的監管不是來自行政監管，而是對他們作出契約性的、自律性的管理。上市公司如果有違法行為，上證所沒有執法權，而是需要提交仲裁機構作出裁決，因此上證所確實不是屬于行政主體。更何況，上證所對券商具有法律上的監管關系，和投資者之間沒有直接關系。這等于說，鄭先生是告錯對象了。

　　法院當日沒有作出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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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融券400余萬打水漂

　　股市有風險，投資須謹慎。記者了解到，近來股市潮起潮落，由此在交易過程中引發的糾紛已開始逐漸顯現。除了上海一中院開庭審理上述這起“民告官”行政案件外，記者昨天從黃浦區法院了解到，一個股民在融資融券交易中與一家證券公司發生糾紛，雙方也鬧到了法院。

　　這位姓何的股民稱，去年其受證券公司的推薦，決定通過融資融券實現融資。在開立證券交易賬戶后，何某與證券公司簽訂《融資融券合同》，約定由證券公司為其提供融資融券服務。同時，證券公司為何某開立信用資金臺賬號，供其在該賬號下進行融資融券業務。

　　此后，何某先后將共計900余萬元資金轉入信用賬號，作為其在該賬號下用于買賣股票的資金，同時也作為融資融券的保證金。

　　在客戶經理的勸說下，何某又與證券公司簽訂第二份《融資融券合同》，再次開立信用資金臺賬號，并將1100余萬元轉入該賬號。在客戶經理的建議下，何某通過融券共融得約3700余萬元資金，并利用兩賬號自有資金及融得資金陸續買入某股票。

　　后來，由于該股股價下跌，信用賬號內的股票價值低于《融資融券合同》中約定的維持擔保規定的價值，何某遂追加資金。但由于股價進一步下跌，兩信用賬號內的資金再次低于《融資融券合同》約定的價值。證券公司分多次將兩信用賬號內的股票予以平倉，導致何某損失400余萬元。

　　何某認為，證券公司利用其缺乏融資融券專業知識，在其開立普通證券交易賬戶不足六個月的情況下，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勸誘其進行融資融券業務，致使其遭受重大損失，因此訴至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