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的4名兒童近日服農藥自殺死亡，這一悲劇牽動了無數人的心。公眾為之痛心之余，也在紛紛探究為什么孩子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如何才能杜絕類似悲劇再次發生？

　　不該發生的悲劇

　　這是一個充滿悲傷的故事，是一件本不該發生的悲劇。

　　6月9日晚，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茨竹村，4名留守兒童集體服用農藥,經搶救無效不幸死亡。公安機關調查顯示，死亡的這4名兒童系兄妹關系，最大的哥哥13歲，3個妹妹分別只有9歲、8歲和5歲。

　　悲劇發生后，立即牽動了無數人的心。

　　最初的消息說，孩子們因貧困而輟學，三餐僅靠玉米面為食。

　　但隨后媒體和當地政府卻證實，孩子們并非因貧困自殺——他們居住的樓房建于2011年，估價超過20萬元；當地已將他們納入低保，家中尚有糧食1000多斤，臘肉50多斤，家里還養著兩頭豬；銀行卡中也有3500多元存款，此前不久孩子父親也剛剛寄回700元錢……

　　那么，孩子們為什么會選擇一條本來最不應該屬于他們的絕路？雖然目前還沒有定論，但或許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些端倪。

　　據媒體披露，這4名兒童獨居在家已有兩年光景。他們的母親因家庭糾紛，去年3月棄家出走。父親常年在外打工，今年過年曾回來過，但3月份又外出打工。孩子的爺爺奶奶已經過世，雖然還有一些親戚，但孩子的父母從未把孩子托付給任何人照看。

　　“也就是說，一個年僅13歲的哥哥，要獨自照顧3個妹妹的生活。如果從兩年前算起，一個11歲的孩子，要照顧三個當時最小才3歲的孩子。”社會保障學者王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掩飾不住內心的悲痛：“不要說一個11歲的孩子，哪怕就是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要獨自拉扯3個孩子長大，是否能夠承受這種來自生活和心理的雙重壓力都很難說，何況，那只是一個孩子！”

　　在王祎看來，關于孩子家中那些糧食和存款的數據應該是真實的。“但是，這些數據又能給孩子們帶來什么呢？”王祎說：“這是一個本不該發生的悲劇，對這些逝去的幼小生命而言，他們所懼怕的，恰恰是生命中只剩下了這些冰冷的數字。”

　　沒有什么能代替陪伴與關愛

　　父母很遙遠、關愛很遙遠，但孤獨很近，貧窮很近。

　　這是在得知畢節四名孩子自殺的消息后，一位貴州網友對當地留守兒童生活現狀的評論。

　　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農村生活的孩子們。他們一般與自己的隔輩親人、父母親的其他親戚一起生活，甚至是獨自生活。根據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中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000萬。

　　當記者聯系上貴州省安順市關嶺縣新鋪鎮涼帽小學的易恪老師時，午休時間的他正在和孩子們一起做游戲，在電話的那頭，不時傳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

　　易恪是河北人，通過一個公益組織在貴州擔任長期支教志愿者。“孩子們的基本溫飽已經解決，但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普遍缺少關愛和陪伴，尤其嚴重缺乏傾訴的渠道和機會。”易恪強調：“缺愛的現象很嚴重。”

　　“我班上27個孩子，其中一多半是留守兒童。”易恪告訴記者，當地留守兒童的比例大都在60%至70%。這些孩子有的獨自留守，有的和爺爺奶奶生活，有的寄宿在其他親戚家。很少有時間與父母在一起生活，最多是通通電話。“但往往通電話的機會也很少。”

　　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有什么能替代陪伴和關愛？而留守兒童缺少的往往正是這些。在易恪的實際工作中，甚至發現有一些孩子并不想念父母，而是表現出厭世的情緒。

　　記者查閱相關資料發現，根據《中國公共衛生》去年刊發的一篇研究論文顯示，留守兒童自殺意念發生率為12.88%，明顯高于非留守兒童。而缺乏朋友的留守兒童自殺意念發生率又要高出一大截。

　　“孩子們缺愛，想傾訴，但又不愿意與不熟悉的人接近，慢慢地就會變得孤僻，悲觀甚至是厭世。”要讓孩子敞開心扉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易恪為了滿足孩子們傾訴的需求，采取了與孩子互相寫小紙條的辦法，“在一步步獲得孩子們的信任后，再去慢慢打開他們的心扉。”

　　據易恪介紹，當地政府部門其實為留守兒童投入很大，在農村建設了很多“留守兒童之家”。配備了心理咨詢師、電腦、圖書，甚至幫孩子洗衣服，讓孩子們和父母通電話。“硬件設施是很齊備的，但實際運作就……”易恪流露出一絲苦笑。

　　在易恪看來，要解決孩子們缺乏陪伴的問題，從短期來說，他希望有住校專業社工、公益組織人員的心理輔導與幫扶，甚至進村幫扶。

　　“但一定要是專業人士才可以，不能盲目。這樣才能有效緩解和釋放留守兒童心理上的孤獨以及精神陪伴的需求。從長遠來說，還是要發展當地經濟，讓父母回鄉。”易恪說。

　　培養扎根本土的鄉村公益人

　　正如易恪所期望的那樣，許多公益慈善組織都開展了不少留守兒童關愛項目，有的還卓有成效。

　　基金會中心網的數據顯示，截至6月12日，中國基金會關注領域或項目中涉及留守兒童關愛的，已超170家。善款主要用于資助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夏令營、愛心圖書室、兒童大病救助等方向。

　　但與此同時，公益組織下到農村，往往采取項目切入的方式。“這就使得很多時候，在關愛留守兒童的過程中，公益組織往往會顯得有心無力。”王祎說。據了解，由于項目的周期性和公益組織的跨地域性，其在各地農村開展的留守兒童關愛工作，往往會隨著項目的結束而不了了之。

　　“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需要完善社會救助責任機制外，還需要培養關愛留守兒童的鄉村公益人、創新發展關懷留守兒童的公益項目。”中華思源工程扶貧基金會副秘書長陶鳴告訴記者。本土的鄉村公益人扎根基層，了解當地風俗民情、家長里短，發揮鄉村公益人在留守兒童關愛領域的作用，是大勢所趨。

　　“鄉村公益人培養出來后，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公益組織開展鄉村公益的‘最后一公里’。”陶鳴說：“因為他們就近、就地，了解留守孩子們的實際需求和遭遇的問題，并能及時精準地向公益組織反饋，從而為公益組織開展各項救助打下基礎。”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孫炳耀也持相同觀點。他認為，在社工專業人才下農村的進程中，應將項目切入點做成生長點。“用服務帶動本土人才，動員村民參與，利用當地資源。項目服務和本土能力建設同時抓，當項目結束后，本土能力成長起來，就可以繼續做好服務，成為扎根本土、具有生命力的常青樹。”孫炳耀說。

　　“只有政府出面，建立和完善相關的體系機制，才有可能杜絕更多悲劇的發生。”王祎一方面贊同前述觀點，另一方面，她認為，在全面關愛救助留守兒童的進程中，僅僅依靠公益組織遠遠不夠，政府不能缺位。

　　建立針對留守兒童的政府監護體系

　　如果說，留守兒童對于其父母個體而言，是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而迫不得已；那么，對留守兒童的保護，或許也應該是社會保障的底線。這一點，政府部門已經開始行動。

　　6月12日，民政部新聞發言人陳日發表示，民政部正會同有關部門積極推動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建設。在依托有關部門推進留守兒童關愛服務工作的同時，也充分發揮社區建設、社會組織、社會工作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推動建立留守兒童關愛服務體系。

　　據介紹，民政部決定會同有關部門開展社會救助專項督查，重點督查臨時救助制度落實情況；會同財政部進一步抓好“救急難”綜合試點，幫助群眾及時解決生活困難，在提供物質救助的同時，通過社工介入等方式為救助對象提供心理關愛。

　　同一天，貴州省決定，在全省范圍內對農村留守兒童進行全面排查，徹底查清留守兒童數量、構成、特點、家庭狀況等基本情況，織牢救助網底。貴州省對留守兒童的家庭主體責任提出了要求，對留守兒童不聞不問，甚至麻木不仁、視而不見的堅決查處。父母外出務工前必須對未成年子女的看護做出可靠安排，確有困難的家庭由當地政府托底。

　　整改的措施力度不能不說很大，但這種做法能否長期有效？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看來，這并非長遠之計。王振耀曾經擔任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司司長，對兒童福利研究頗深。

　　“據我所知，目前并沒有這樣針對全國幾千萬留守兒童的政府監護系統。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王振耀提出，留守兒童到底由哪些部門來負責，最終落實到誰來管，有哪些措施來落實，對此我國至今缺乏具體政策，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針對一些留守兒童父母缺乏責任心、對孩子不管不顧的現狀，王振耀認為，急需建立起一套針對留守兒童的政府監護體系。“來監測一些不負責任的父母行為，必要時剝奪他們的監護權，甚至轉移孩子的監護權，或由政府來替代行使監護權。”王振耀說。

　　此外，王振耀也認為，要真正幫助到留守兒童，還需要培養扎根農村、深入一線的專職兒童福利工作者。

　　據了解，中國公益研究院已經聯合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司、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共同合作開展了“中國兒童福利示范項目”，將兒童福利遞送體系延伸到村或社區，提供普惠型服務。

　　目前，該項目在河南省、山西省、云南省、四川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2個縣的120個村試點，每個村都有一名受過專業培訓，有社工常識的專職兒童福利主任，來做項目的具體執行者，專業為孩子們提供從生活到心理多元需求的服務。

　　“基本滿足了這些村子共計7.4萬余名兒童的多項福利需求。”王振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