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辦公廳近期印發《2015年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點》（簡稱《工作要點》）引發各方關注，首次將社會組織信息公開納入其中。

　　記者梳理近期各地政策發現，不僅在國家層面，各級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推進該領域的信息公開工作，這將推進社會組織管理領域規范化。但就社會組織自身而言，不僅需要政策大環境的改善，自身也需厘清一些信息披露的基本問題：向誰透明？透明的邊界在哪里？

　　此外，有業界人士提出，僅靠來自政府層面的“倒逼”，尚不足以推進社會組織信息披露水平的提升，而來自市場與民間的驅動力亦不可“缺位”。

　　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各地“開花”

　　《工作要點》中涉及的第9個重點領域就是社會組織。《工作要點》要求：推進社會組織、中介機構信息公開。加大社會組織成立、變更、注銷、評估、年檢結果、查處結果等信息公開力度；制定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單位信息公開管理辦法，推動服務、收費等事項公開；建立行政審批前置服務項目信息公開制度，公開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和中介機構名稱、經營地址、資質狀況等基本信息，以及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的收費標準，方便企業和公眾選擇；推動慈善組織信息公開。

　　《工作要點》指出，社會組織領域的信息公開，由“民政部、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分別落實”。

　　記者觀察到，將社會組織信息公開納入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點已在各級地方政府實施。貴州省此前出臺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點同樣規定了以上信息。

　　安徽省的《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點》同樣指出，應不斷深化行政權力清單、財政資金、公共資源配置、重大建設項目、公共服務、國有企業、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等重點領域信息公開，進一步擴大公開范圍，細化公開內容。

　　具體到慈善組織信息公開方面，有何具體的舉措？雖然國家沒有專項新政出臺，但一些地方政府的舉措可看出端倪。

　　北京市于4月底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慈善北京”建設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專門就慈善信息披露進行規定。

　　《意見》明確規定，以往各級政府僅對內公布的信息將對社會公開。北京市區縣政府相關部門應當依據法律法規及時向社會公開包括：在本部門登記的慈善組織名稱、組織機構代碼、負責人、評估、年檢等信息，具有公益性捐贈所得稅稅前扣除資格的慈善組織名單；政府購買慈善組織服務情況；本行政區域慈善事業發展年度統計信息和重大專項信息以及依法應當公開的其他信息等。而且，民政部門還要將慈善組織募捐活動、財產管理和使用、信息公開等內容納入年檢和評估工作范疇。《意見》要求慈善組織要嚴格規范募捐行為，向捐贈者開具捐贈票據，開展項目所需成本要按照有關規定列支并向捐贈人說明。

　　各地均在加強信息公開工作，如何保證信息公開的有效性？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有關部門首次將第三方評估寫進了《工作要點》，監管部門將適時對要點落實情況進行督察，并委托有關機構對各地區、各部門信息公開工作進行第三方評估。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法治藍皮書工作室主任呂艷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建議，相關部門可根據第三方評估報告，建立健全信息公開責任追究機制，如果沒有按時公開、內容公開得不夠，可考慮追究相關責任人的責任，通過此方式貫徹落實工作要點中對信息公開的細化要求。

　　公益慈善組織

　　信息公開的邊界在哪里？

　　社會組織研究者然玉撰文《社會組織信息公開，更多要靠民間驅動》指出，隨著專門管理辦法的出臺，各種社會組織勢必都會面臨著更多的信息披露壓力。然而基本可以預期，由行政法規和監管部門所主張的“信息公開要求”，必然是原則性、粗線條的，它們并不足以確保社會組織全方位的信息透明。

　　以北京為例，政府將披露更多公益慈善組織的信息，大多是此類組織的基礎信息，無疑將對社會組織領域起到規范作用。然而，具體到單個的社會組織，該如何提升自身透明度？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認為，社會組織信息公開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對內一般是對理事會，對外分為政府、捐贈人（包括大額捐贈人和小額捐贈人）以及公眾。

　　既然社會組織的信息公開要納入年檢，就會有一個問題：社會組織該向政府公開哪些信息？

　　鄧國勝告訴記者，對政府的信息公開依據的是相關法律法規以及一些部門的規章，這是強制性的要求。

　　“有一些你對公眾不透明的信息，比如說大額捐贈人不愿透露姓名，這些信息對公眾是不需要公開的。但是政府部門進行檢查和監督管理的時候，這些信息是不可以隱藏的，政府要審查你有沒有內部的關連交易。當然，政府獲知了這些信息，也不能將其披露出去。”鄧國勝說。

　　鄧國勝認為，目前公益慈善組織針對捐贈人及大眾的信息披露程度是有差異的，邊界在哪里？其底線是法律與相關指引的披露要求，其上限應該是“保護捐贈人與受益人的隱私”。兩者中間，有一片“模糊地帶”，因為披露是有成本的，所以，公益慈善組織應量力而行，盡量做到最大程度的透明化。

　　從宏觀的公益慈善領域來看，然玉認為，社會組織深度的信息公開，固然離不開一條“官方底線”的“倒逼”，也要依靠市場邏輯以及民間社會的驅動。

　　然玉強調社會組織管理應加快“政社分離”，讓社會組織加強競爭，疏通進入與退出機制，以此實現透明度的普遍提高。

　　“只有實現社會組織身份的純粹化，將之置于充分競爭的大環境內，信息公開才會變得更為徹底。現代社會內的會計制度、財務記錄以及第三方審計等等，已經為信息公開提供了足夠的技術手段。真正關鍵的，不過是以某種恰當的激勵，讓社會組織有動力主動而為。”然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