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含量、技術含量低下的快餐電影生產過程中,以票房為驅動的商品化、娛樂化電影,成了炙手可熱短線投資品

　　最近一兩年,那些久負盛名的導演似乎全面進入了守成狀態,一些不甘心者雖有過掙扎,如張藝謀的《歸來》和婁燁的《推拿》,卻遭遇好景不再的尷尬。另一邊,趙薇、徐錚、鄧超、韓寒、郭敬明等新導演,幾乎是含著金湯匙橫空出世,紛紛成為市場的寵兒,他們以驚艷的票房宣示了影壇新勢力不容忽視的存在。

　　翻看票房榜,以12.67億元票房穩居國產電影榜首的《泰囧》,極其典型地反映了當下電影市場的囧態。無論是《西游降魔篇》《心花路放》,還是《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后會無期》《小時代3》,近幾年的高票房電影幾乎都是毫無營養價值的“文化漢堡包”。它們以不用過腦的情節或老套故事,讓觀眾配著爆米花歡笑、懷舊,在徹底的商業娛樂中打發時光,并因此賺取了令人咋舌的票房。

　　在這些電影里,我們明顯看到了嚴重的類型化,它們大多數都落入了青春與懷舊的窠臼,且口碑都一塌糊涂。除了路陽的《繡春刀》讓人有所驚喜,其作品基本上沒有太多的營養。它們在商業上突進,文化卻呈現出淺行狀態,哪怕像韓寒的《后會無期》那樣,意欲把自己往文化上拉,也并未得到人們的認同。

　　當然,我并不是來批評這些電影的,而是想通過盤點市場反應,探討中國電影市場格局的演化。趙薇、徐錚、韓寒、郭敬明等人創作的電影,都使用了嫻熟的商業化手段,從選角、制作再到宣傳,無不是在很成熟的流水線上運作——最當紅的演員、最豪華的制作團隊、最喧囂的話題設置,是它們共同的“獨門絕技”。

　　但這些市場寵兒帶來的票房業績,并沒有證明中國電影的真正發展,他們只是更加說明中國電影市場存在虛假繁榮。在文化含量、技術含量低下的快餐電影生產過程中,以票房為驅動的商品化、娛樂化電影,成了炙手可熱短線投資品。比如,郭敬明的《小時代》系列,3部電影分別取得了4.88億元、2.26億元、5.22億元的票房,簡直是毫無道理的大豐收,造就一個“錢多、速來”的中國市場。

　　不過,就在這些星光熠熠的導演肆意喧鬧之時,還有另一批80后導演,比如郝杰(《光棍兒》《美姐》)、李睿珺(《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楊瑾(《有人贊美聰慧,有人則不》)等。他們在少有人關注的創作道路上承受商業與文化的沖突:文化情懷上,他們關注現實、直擊人性、抵達人心,但在商業上沒有過多追求,因而也沒有顯著成績。這批新銳青年導演,將視角放置到社會底層、邊緣人、少數群體,從他們的生活經驗出發,展示那些不為常人所知的真實,也為其作品的深刻性、人文性奠定了基礎。

　　與趙薇、徐錚、鄧超、韓寒等人不同,這樣一群80后新銳導演的特征,又可以歸納為商業的潛行和文化的突進。商業潛行,是指他們在商業上并無好的建樹,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們也并不是把商業當作主要的目標；文化突進,是指他們的電影對文化的精準敘述,能夠直擊觀眾的內心。文化上的弱勢、少數群體的關注,從傳統民間文化、鄉村的光棍、老人、兒童、教師、少數民族、自然環境等都收于鏡頭之中。

　　雖然這些作品中文化價值的體現,在國內電影市場暫時沒有得到矚目,但很容易預測,未來這些都將是中國有情懷的電影會去聚焦的。就像馮小剛的《私人訂制》在最后莫名其妙地分別對著被霧霾遮蔽的太陽、被污染的河水、因挖煤下陷的草場、因砍伐萎縮的樹林道歉,也是出于這樣一種體察。而這批80后導演已經先行并專注于此了,所以他們能以低成本造就高品質電影。可以預測,如果說趙薇、徐崢、陳思誠、韓寒、郭敬明等是市場寵兒的話,那么,他們就是中國電影未來的“留守兒童”。

　　與郝杰、李睿珺、楊瑾等導演的商業潛行和文化突進形成對照,是韓寒、郭敬明等導演的商業冒進與文化淺行。商業冒進背后,并沒有深刻人文價值支撐,所以,在票房高企并屢創新高之后,幾乎沒有任何經典之作存留。那些從演員轉化而來以及串行的導演,還有直奔市場訴求而去的80后商業片導演們,他們的電影從頭到尾都是為了商業的成功,以商業標準來規劃和設計電影。盡管也有在文化上自我上色,但實際上都只是牽強的淺薄虛夸說辭。由此我們也能很快從中窺視中國電影的虛假繁榮的本質。

　　當然,商業冒進與文化淺行、文化突進與商業潛行,這兩種訴求的歧裂,乃至沒有進入這個歸納的訴求與追求,也呈現出中國80后群體的多元化或復雜化,繼而能在商業和文化上,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姿態和訴求,這是一種好事。這種不同的訴求與追求,也為中國電影的未來,提供了一種可供樂觀的可能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