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政協委員蘇號朋支招疏堵:三環內行車征收擁堵費

　　按行駛公里數收排污費 限制人口流入 搬離污染企業 市政協委員蘇號朋支招疏堵——

　　治理大氣污染和交通擁堵，推動區域立法將是這次北京兩會討論的主題之一。北京市政協委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蘇號朋在接受《法制晚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可探索建立京津冀戶籍制度改革聯動機制、嘗試引導車主合理降低汽車使用率、采取嚴格的產業升級政策和提高城市管理精細化水平等措施，多管齊下，治理北京市交通擁堵問題。

　　【治堵提案】

　　嚴格限制人口流入 搬離污染企業

　　限制使用機動車絕非治理大氣污染的首選、唯一手段。在今年北京市政協會議上，蘇號朋準備提交“采取綜合措施，進一步治理大氣污染和交通擁堵的建議”提案。

　　蘇號朋說，人口數量過多是導致大氣污染和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工業污染是大氣污染的最重要源頭。他建議，繼續實施嚴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建立京津冀戶籍制度改革聯動機制，探索在京工作、在河北落戶的政策。

　　同時，通過嚴格的產業升級、轉移措施，盡最大努力讓高污染行業搬離北京，如石化、發電、鋼鐵、汽車制造等行業。

　　三環內需收擁堵費 放松限行政策

　　利用經濟手段，引導車主合理用車是蘇號朋的主張。

　　他建議，繼續分區域提高北京市中心的停車費，可將市中心分為二環以內、三環以內、四環以內三個區域，以現有收費標準為基礎，提高停車費標準。

　　北京市環保局機動車排放管理處有關人士曾表示，目前正在研究降低機動車使用強度的相關政策，包括擁堵費和排污費的征收。

　　蘇號朋在提案中提到，應在三環以內征收擁堵費，并盡快利用技術手段予以落實。并根據機動車行駛里程，收取排污費，建議按照每輛機動車每年的行駛公里數，在第二年年初收取上一年度的排污費。

　　此外，他建議放松限行政策。“很多人因限行被迫買第二輛甚至第三輛汽車，不僅多花錢，而且還多占車位，不僅造成財產的巨大浪費也給車主帶來諸多不便。”

　　醫院、高校、政府等搬至城市邊緣

　　在未來調整城市規劃時，必須將就近就業、降低交通擁堵作為最優先考慮的因素。蘇號朋認為，不宜再發展諸如CBD、金融街、中關村這樣的相同產業過于密集、工作人員數量眾多的產業聚集區，而應在北京市整個地域范圍內發展數量眾多的區域中心。

　　每個區域中心既有政府機構、學校、醫院，又有綜合性產業布局，從而使居住在該區域的人口盡可能實現就地就業，從而大大降低擁堵。同時，將目前中心城區現存的吸引大量人流的醫院、高校、政府機構等，盡可能搬遷至靠近地鐵站點附近的城市邊緣地帶。

　　嚴懲違法停車行為 加大道路密度

　　“許多交通擁堵和大氣污染事件都與執法不嚴有關”，蘇號朋建議，加大執法力度，增加執法人員，創新執法手段和措施，讓每一個交通和污染違法行為都得到嚴厲的懲處。對執法不嚴的政府部門和人員，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蘇號朋還認為，相當一部分的交通擁堵是道路設計水平低和交通設施不合理造成的。例如，將多個道路的出口設計在一起，導致嚴重擁堵。提高道路設計的科學水平，加大道路密度，完善交通設施，降低紅綠燈的故障率，加大車道線的劃線密度，及時修理道路，減少路邊停車位，都有助于減少交通擁堵。

　　總之，應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細化水平，通過管理要效率，解決交通擁堵。

　　疏堵高招

　　北京

　　2008年10月，北京開始實施尾號限行政策，即每天限制2個數字的車牌尾號的機動車出行。2010年底，北京出臺“搖號購車”政策，本市戶籍居民和符合條件的外地戶籍居民購車需搖號，每月產生2萬個購車指標。

　　上海

　　1994年，上海開始對新增的私家車額度實行拍賣制度，實行有底價、不公開拍賣的政策。1月17日，上海2015年首次車牌拍賣結果出爐：最低成交價為74000元，平均成交價為74216元，中標率為8.1%。

　　廣州

　　2012年7月，廣州出臺汽車限購政策，在為期一年的試行期內，每月1萬個車牌將采用50%搖號、50%競拍的方式分配，對外地車適度限制入城。

　　貴陽

　　2011年7月，貴陽市出臺政策，對新登記的小客車實行新號牌核發規定：新號牌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小型客車專段號牌，準許駛入所有道路，該類號牌實行配額管理制度，每月2000輛；第二類是普通號牌，禁止駛入一環路（含一環路）以內道路，核發數量不受限制。

　　天津

　　2013年12月16日，天津市開始實行小客車增量配額指標管理。2014年1月1日，《天津市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實施。根據該辦法，天津已組織了11期增量指標配置，成功配置了88537個增量指標，占試行期10萬個配置額度的88.5%。

　　【場外觀點】

　　中國政法大學民法研究所所長劉家安對于如何治堵給出了自己的觀點。他在接受法晚記者采訪時說，政府實行機動車限行政策是有法律依據的，但如考慮將單雙號限行常態化，就有必要對機動車所有權人進行合理的補償。

　　限行不是首要、唯一手段

　　劉家安表示，實行機動車限行政策常態化的目標主要有兩個，一是緩解交通擁堵，二是治理大氣污染。

　　每天一定數量的機動車不能上路行駛，必將大大緩解交通擁堵狀況。但是，這一政策是以嚴重限制機動車所有權人對機動車的使用權為代價的，涉及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沖突問題。

　　此外，從這一措施對治理大氣污染的作用來看，造成大氣污染的原因很多，機動車并非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劉家安認為，政府在為公共利益進行決策時，應當進行綜合衡量，而不單純以嚴厲的機動車限行政策作為首要甚至唯一的手段。

　　污染嚴重才能極端限行

　　公共利益與私人權利的沖突是實行單雙號限行常態化爭議的焦點。全國人大常委會于去年12月26日審議了《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草案第45條系向地方授權限制機動車通行的條款，此授權條款或將成為“機動車單雙號限行常態化”的法律依據。

　　很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時表示，這個條款損害公民的財產權，應當予以刪除。有的委員建議即使保留修改此條款，也必須增加相應的限定條件，而且要明確規定補償措施。

　　劉家安認為，單雙號限行常態化在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對私人機動車的征收，甚至屬于一種變相征收。如果要實行這一政策，就有必要對機動車所有權人進行合理的補償。比如，進行合理的現金補償，或者通過減免稅收、年檢費用等方式予以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