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一名5歲女童毛毛(化名) 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福建省衛計委醫政處處長楊閩紅卻表示，根據相關法規，對于輸注“窗口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醫療機構并不存在過錯行為。

　　“無過錯”是個很容易點燃情緒的詞，不少人追問：無過錯，這小女孩的艾滋病是從哪來的？無過錯，污染的血液是怎么通過一道道關口流入一個小女孩身體的？難道過錯在她自己，不該得場病，不該輸血，或者干脆說不該去那家醫院？

　　這種詰問不能說沒道理，但它也可能忽視了事件本身的復雜性。在這起事件上，的確可能是大家都無過錯的，血液中心照理應該對血的質量負責，可是由于在“窗口期”檢測不出抗體，他們也不存在主觀上的錯誤，而醫院用的都是血液中心提供的血，似乎也很無辜。

　　小女孩的遭遇值得所有人同情，但一定要把責任歸咎到某個人某個機構身上恐怕也有失公允。“窗口期”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我們對疾病的認識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要走也是客觀事實。我們有要求醫護人員認真對待每一個病人每一起手術每一個環節的權利，但我們卻沒有要求醫生必須包治百病的權利。有些病現有的醫療技術沒辦法醫治，有些難關光靠人的意志也是邁不過去的。有關法規對于“輸注‘窗口期’血液引起的HIV感染，血站和醫療機構不存在過錯”的規定既是在保護醫生的合法權益，也是在保護醫療秩序。醫學說到底還是一個不斷嘗試的學問，不試是不會自動長成的；不能手術，也不會有嫻熟的柳葉刀。這樣的過程中，有些是無心之失，有些是學藝不精，有些確實不是人力所能為的。我們應該看到醫學的局限性、看到醫生這個職業的局限性。用法律和責任來捆綁醫生醫德，是為了明晰責權利的界線，而不是為了捆住醫生的手腳。

　　那么問題來了，難道我們任由這樣的事發生？“窗口期”是客觀存在，那豈不是意味著每一個要輸血的人都有可能面臨這樣的風險？他們一個個都無過錯，那我們拿什么來保護自己呢？我們又到哪去尋找安全感呢？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人是在醫院輸血的時候被感染的，血是血液中心提供的，女孩家人繳了醫療費，把生命和信任托付給醫療體系，她們并沒有做有損他人利益的事，現在出了事，怎么能說你沒過錯，沒有責任呢？

　　所謂的“無過錯”只是技術層面上的，“窗口期”也許無法測出艾滋病毒抗體，但通過核酸檢測還是能檢出病毒感染的，我們都理解一些高精尖技術不可能大范圍普及，我們也不可能把國家級的試驗室搬到每一個血站去，醫療條件的不足受限于整個時代。法律能免去他們的法律責任，但免不了他們道義上的責任，也免不了在制度上設計好這種風險賠償機制的責任。

　　簡單地說，既然你也知道這里面存在風險，那就沒有理由讓患者來獨自承擔風險。以人為本不僅是針對醫生的，同時也是針對患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