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開發土地可能產生的稅收，被預算計入對基層政府的財政考核任務；鄉鎮、街道政府負責人的主要精力不是服務民眾與企業，而是越俎代庖去收稅；政府收稅不擇手段，包括向外引稅、向企業收過頭稅、向干部借款……湖南省醴陵市出現的上述“怪事”，暴露了基層財政“注水”給當地經濟社會帶來的巨大傷害。

　　“高指標”逼出不擇手段收稅

　　湖南省醴陵是隸屬株洲市，地處湖南東部，以陶瓷、花炮為支柱產業的縣級市。最近，當記者在醴陵市見到西山街道辦事處黨委書記程高翔時，他坦言現在最頭痛的工作難題，是如何償還近幾年不斷給財政“注水”而欠下的債務。

　　他告訴記者，前些年，市政府下達給街道辦事處的稅收指標節節升高，2012年的稅收任務是6000多萬元，2013年超過1億元。為了給高指標任務找一個說法，上級部門甚至把街道辦事處轄區未開發的土地，在將來可能開發產生的稅收，都預算了進去。

　　為了完成高指標，醴陵的基層政府可謂絞盡腦汁。一位鄉黨委書記介紹，近年來他所在鄉承擔上級下達的稅收任務和實際稅源，總要相差數百萬元。如2012年，承擔稅收任務4500多萬元，可摸底的實際稅源為4060萬元；2013年，承擔稅收任務5600余萬元，實際稅源是4700萬元。

　　于是各種在當地習以為常的“歪招”就出現了。以這個鄉為例，一是向外“引稅”，但鎮財政要付出20%左右的成本，支付給穿針引線幫助引稅的中介人以及稅收提供者。此成本只能由鄉鎮財政來承擔，形成鄉鎮債務。二是本地企業墊付，實際就是寅吃卯糧，動員企業提前交稅。三是向干部集資，由鄉鎮財政向鄉干部打借條借款，再擇機歸還。該鄉黨委書記本人就累計借款過萬元。

　　每年年底使出各種手段完成稅收任務之后，就迎來新的一年。這位鄉黨委書記自嘲，按中國的傳統，人們向來喜歡說“開門紅”，而他常對鄉鎮干部說，我們鄉政府沒有“開門紅”，因為新年一開始就要面臨歸還干部集資款、企業預交了稅款后無稅可交的稅收拮據局面，只有“開門愁”。

　　企業也是叫苦不迭。醴陵一家陶瓷企業財務總監說，以前政府要求企業在年底提前預繳稅收，有時候甚至分季度提前預繳，規模大點的企業一般都要預繳100萬元以上。實際上，到了年底，企業的流動資金都很緊張，但是為了不得罪政府，不得不預繳。“有一次我們在2012年就把2014年部分稅種的稅預繳了。”

　　片面追求“政績”誘發急功近利

　　在基層政府和企業苦不堪言的同時，醴陵市的財政收入“捷報頻傳”，指標增長曲線一路強勢上揚。從2007年到2012年的5年時間，醴陵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增長了2.6倍，年均增長29.3%。2010年，全市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幅甚至超過50%，遠遠大于經濟總量的增幅，超出了基層實際承受的能力。

　　接受采訪的醴陵市基層干部認為，出現這些怪現象最根本的原因，是醴陵市有的領導干部不顧實際情況，一味地追求增長高指標，急于后發趕超，片面追求政績。

　　近年來，財政收入尤其是地方可支配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相對GDP等經濟指標而言，在一些地方眼中“含金量”更大、公信度更高，成為上級政府重點考核的重要指標。正是得益于財政收入等指標的高增長，醴陵近年躋身國內一家經濟研究機構評定的“全國百強縣”，也成了湖南政府部門評定排在全省“前四強”的經濟強縣。

　　為了完成急功近利的高指標，醴陵市對基層政府實施“高壓”手段。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和政府職能部門分工，收稅的職責與權力應該是國稅、地稅這兩個稅務部門，但由于兩個部門垂直管理，為了保證稅收任務能夠完成，醴陵市把稅收征管的任務直接下給了鄉鎮政府，基層稅務人員雖然也 有本部門下達的任務，但稅收征管的實際壓力，已經轉嫁給了鄉鎮政府。

　　醴陵基層干部訴苦說：“地稅部門一個稅收專干，可以向我們鄉鎮黨委書記、鎮長作指示，發號施令，我們成了他們的‘小媳婦’。”

　　高壓態勢下，稅收超過安全生產、社會穩定，成了醴陵基層干部壓力最大的工作職責，與政績考核、經濟獎罰掛鉤，直接影響升遷。在這種考核體系下，幾乎沒有誰敢不完成任務。本該用于服務民眾、發展經濟的精力與時間，被挪用于完成稅收任務。“年中過半”“年底沖刺”，這些話成了當地基層干部完成稅收任務的口頭禪。一位街道辦事處黨委書記告訴記者，2013年他已經做好打算，“實在頂不住了，只有辭職走人”。

　　如今需防外地來“引稅”“買稅”

　　面對基層的叫苦之聲，在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2013年，醴陵市年初制定的財政收入目標仍然向上攀升，達到41.7億元。好在隨著當年市委領導班子的更替，事情出現了轉機。

　　2013年9月，醴陵市人大舉行會議，將財政預算收入目標調減為36.41億元，這是近20年來市人大第一次調減預算收入目標，且幅度超過5億元。“作出這個決策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醴陵市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廖軍說，市委市政府承受了考核的壓力、評比的壓力，還有輿論的壓力。

　　財政預算收入調減之后，醴陵市想方設法“節流”“開源”，一是進一步降低行政成本，二是調減了一批一般性支出項目，三是加強對企業偷稅漏稅的稽查。醴陵市財政局局長陳建球認為這是“理性的選擇”，是醴陵經濟發展水平的真實體現，“過高的增速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

　　調減不切實際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在醴陵各界引發極大反響。醴陵陶潤實業發展有限公司財務總監李經文說，從2013年第四季度開始，他所在的企業就沒有再被要求預繳稅收了，現在都是按時繳稅。“這件事做得好，減輕了企業不少負擔。”廖軍反映，今年年初醴陵市舉行人大會議，很多企業界的代表認為，不逼迫企業繳“過頭稅”，是“政府做的大好事”。

　　基層干部更是歡欣鼓舞。“壓在我們頭上的大山搬掉了”，西山街道辦事處黨委書記程高翔如釋重負地對記者說，取消不切實際的財政收入高指標，“這是真正的實事求是、正本清源，為地方發展擠出去了‘水分’，從而解放了干部，讓他們真正有精力去服務民生，服務企業。”

　　據記者調查，高指標逼迫下誘發的各種征稅怪象，不僅僅發生在醴陵，在國內不少地區都存在。對這種急功近利、禍患無窮的做法，一些縣市近年來已經糾正，有的正在糾正之中，但還有的地方仍然持續上演。正因為如此，醴陵的干部都明白，如今再不干“引稅”“買稅”的事情，但也要想方設法守護住本地的稅源，防止外地縣市前來“引稅”“買稅”。(半月談記者 段羨菊 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