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激昂呼聲的影響下，在西安進行兵諫，扣留蔣介石，史稱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動和反響，也完全出乎日本統治集團的意料。西安事變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報紙都報道了此事，有的報紙甚至說蔣介石“已被殺害”。在消息不明確、蔣介石生死未卜的情況下,13日下午6點，日本外務省在外相官邸召開緊急首腦部會議，判斷情勢，并就今后對華方針交換意見。會議認為，“事件對日本影響甚大”，由于獲得的情報還不清楚，而且為“回避易招誤解之行動”，遂決定“帝國政府對于事態之推移，以重大關心而靜觀，堅持公正態度”。

　　12月14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進宮，將西安事變的情況向天皇詳細陳奏。而日本陸軍省則擬定所謂《西安事變對策綱要》，宣稱“仍然堅持既定的對華方針和政策”，并稱如果“僑民的安全和在華權益受到侵害”，就“應毫不猶豫地運用自衛權”。

　　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內閣會議上，就西安事變為中心的中國局勢做出報告，認為張學良發動事變理由主要是“私怨”；蔣介石生死難辨，但從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蔣之諸權限來看，似乎已死；中國方面不可能迅速實行“容共主義”，日本“不能輕率行動，故慎重靜觀以待機耳”。

　　接著，日本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會商對西安事變的對策，討論的中心是14日陸軍省所擬的《西安事變對策綱要》。陸軍省企圖趁西安事變的“好機會”，“力求其實現”吞并華北、扶植內蒙古傀儡政權進而滅亡中國的既定政策，“將防共協定的范圍推廣到（華北）五省”，“把綏遠政權引向反共”；西安事變如造成對日空氣惡化，侵害日本僑民和權益，“可以不失時機地采取自衛的手段”。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主計則主張慎重，他認為：此際以武力強壓中國，將促進中國在“抗日容共”上實現妥協和統一。與此同時，日本還作出了武力干涉的準備。日海軍省發布絕密令給第三艦隊參謀長和所有在中國和“滿洲國”的海軍軍事部門，令他們處于戒備狀態，隨時準備應變，日本國內部分艦隊、艦空隊和三個大隊的特別陸戰隊也進入臨戰狀態，隨時準備“應變”；并向上海、漢口增派海軍陸戰隊，使上海日軍人數達到2400名，漢口達到300名。18日，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說，“日本準備根據蔣介石可能提出的聲明和要求而采取適當的自衛措施”。

　　在積極準備干涉的同時，日本還企圖以“防共態度更加鮮明”為切入點，竭力“指導”中國擴大內戰。日本陸軍方面首先指責張學良為“叛徒”，說發動事變是“舊軍閥一派之常套手段，故為天人斷不能容忍”，“到底斷不能袖手旁觀”。日本政府則命駐華使節多次到南京政府“慰問”蔣介石的安危，并借機打探情報。另外，日本政府授意正在配合日軍在綏遠率偽蒙軍與傅作義部交戰并連吃敗仗的“德王”發出“停戰通電”，表示不妨害國民黨政府“討逆”，更愿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反共”，共同“討伐”張、楊。日本關東軍也公開表示，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反共防共”，表示日本方面將“不惜給予援助”。日本駐華大使館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會見中國記者說：“對于日本與中國，于此時應向撲滅容共主義之道上進行一事，不惜予以滿腔之支援。”

　　19日，蔣介石在西安安全的消息證實后，東京開始對蔣鼎文攜回南京解決事變辦法的內容加以討論。日外相有田邀許世英談話，對中國政府處理西安事變的方案表示“深切關心”，希望“以私人友誼資格，獲得若干消息”。許世英則回應道：“尚未接獲關于張學良提出辦法之消息。”24日，日大使又到國民黨政府軍政部見何應欽，對“討逆”軍事，有所探詢。何應欽告訴他：“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針辦理。”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中國全國的團結抗日開辟了道路。這一結果完全出乎日本當權者的意料，使廣田內閣對華政策陷入黔驢技窮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