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水墨藝術家在拋棄古代程式的同時，也同樣踏上了尋找個人風格的道路，就像王鑒通過臨摹古畫，找到了創作的意義，王翚通過習古，找到了自己的風格一樣。上海博物館繼2011年轟動一時的“南宗正脈——上海博物館藏婁東畫派藝術展”，于2013年冬又推出了“集古大成——上海博物館藏虞山畫派藝術展”，展示“虞山派”的代表者王鑒(1598~1677年)、王翚(1632~1717年)及其弟子的作品，又一次顯示出該館在“四王”作品收藏上的雄厚實力。展覽以王鑒、王翚各自早、中、晚期代表作為主線，結合其弟子如薛宣、楊晉、上睿等人的精品之作，吸引了不少古代書畫愛好者前來觀展。

　　正如清朝張庚在《國朝畫征錄》中所寫：“(王鑒)精通畫理，摹古尤長。”王鑒無論早期、中年、晚年的創作，都傾力于臨摹董源巨然、元四家、南宗北派大家，“凡四朝名繪見輒臨摹，務肖其神而后已”。他61歲臨摹元四家之一黃公望的山水圖軸，山頭、屋舍的處理已相當接近原作，幾可亂真。62歲時創作的《水閣對話圖軸》，其畫風也接近黃公望。王鑒還喜歡臨摹倪瓚的作品，他與友人在周敏仲處曾經觀賞過倪瓚的《幽澗寒松圖軸》，29年后，又再次于友人處重觀，因而不勝感慨，于64歲作此圖。

　　此次展覽中，王鑒的仿古之作最精彩的并非單件作品，而是圖冊。作于65歲的《仿古山水圖冊》，依次臨仿了董源、巨然、蕭照、黃公望、吳鎮、倪瓚等宋元名家；類似的還有臨仿了趙孟頫、董源、黃公望、惠崇、吳鎮、王蒙等人的《山水圖冊》，67歲的他在這件作品中自白：“雖未能夢見古人，聊用取法乎上之意。”68歲又作《仿宋元八家圖冊》，表明了他對大師的仰慕之情。除了冊頁形式的仿古作品，王鑒還創作了《仿古山水屏》，此時他已是73歲，以包容的姿態呈現了風格迥異的董源巨然、南宗北派、元四家，可謂不拘一格。

　　不過這種全然包容的習古，到了他的學生王翚那里，則變成了博采眾長、合而為一，毋庸置疑地讓王翚成為“虞山畫派”的創始人。被稱為“清初畫圣”的王翚，與王鑒、王時敏、王原祁合稱“四王”，主張“以元人筆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他深厚的臨摹功力使宋以來許多失傳的古畫，借他的臨摹得以傳世。和王鑒的《仿古山水圖冊》類似，王翚的《小中現大圖冊》亦分別臨摹了范寬、巨然、董源、王蒙、黃公望、倪瓚等人的名作，據王翚72歲時的自題，當為他41歲受王時敏之邀，在其家中品評名家書畫、對臨真本繪成的作品。在這本圖冊中讓人驚異的是，不論倪瓚的枯筆渴墨，還是黃公望的秀潤淡雅，特別是范寬的《溪山行旅圖》，王翚都能做到如同當今數碼輸出一般的精準。

　　在展覽上不難看出，王鑒從60余歲到80余歲的作品，都呈現出近乎一致的仿古風格，如前所說，他是在宋元古人的筆法中追尋自己藝術創作的意義。王翚雖也同王鑒一樣，不斷模仿古代名作，但他卻在其中成功地找到屬于自己的特點。王翚20多歲時進入王鑒、王時敏門下，開闊了眼界，與惲壽平等人的交游，又在畫理上影響了他，而崇尚“元人蕭疏淡遠之品格”。展覽中，從他27歲作品的粗略大氣，到七十余歲的成熟風格來看，王翚在每一個階段都取得了傲然成績。例如現存四段的王翚《六境圖卷》，分別模仿王詵《煙江疊嶂圖》、趙孟頫《鵲華秋色圖》等，用筆較前輩更加工整細致，有著王翚自己的風格特征。他53歲作的《重江疊嶂圖卷》，是耗時3個月完成的高頭大卷，也是被乾隆譽為“王翚第一卷”的作品，他將所有的創作技巧都融于此卷中，描繪了江邊小屋、過橋行人，以及被氤氳煙云籠罩的遠郊和山巒、如柱子般聳立的奇峰。

　　畫學王鑒的薛宣，其展陳的《山水圖冊》也是依次臨仿倪瓚、王蒙等人的圖冊。山水得王翚指導的上睿，在《仿古山水冊》中，仿了巨然、唐棣等人的筆意。

　　從王鑒一心摹古、王翚摹古創新，再來看當下的中國水墨，就會發現連這一畫種的名稱之變——從“文人畫”到“國畫”，再到如今的“實驗水墨”、“當代水墨”，都表現出今人意欲擺脫程式化的繪畫語言，開創出新手法的急切心情。模仿古人已經不再是中國藝術需要探討和強調的問題了，如何跳脫筆墨程式、推陳出新，是當代運用水墨創作的藝術家面臨的最大問題。經典的手法，已經不再僅限于傳統的山水和古裝人物，藝術家在西方繪畫、攝影技術的影響下，往傳統的皴擦暈染里，從質感上糅入了油畫的厚重，從圖像上結合了攝影的成果。反復臨摹古畫，似乎已經成為必須拋棄的路數。在中國，如今被歸為“水墨作品”的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古為今用，繼續用傳統材料繪制帶有時代特色的作品，如穿著時髦衣服的人像，用抽象手法表現的山水；二是古為他用，將傳統材料引入當代的創作方式中，如做水墨裝置，或在作品中加入一點水墨的元素。

　　但是，即便有了西式創作技術和當代人文圖像為新的靈感源泉，水墨藝術在創新求變之路上依然走得十分艱辛。今人依舊和古人一樣，在苦苦追尋個人的筆法風格——就像一說到倪瓚，我們會想到枯筆渴墨，一說到米芾，我們就會想到米氏云山，當代水墨藝術家在拋棄古代程式的同時，也同樣踏上了尋找個人風格的道路，就像王鑒通過臨摹古畫，找到了創作的意義，王翚通過習古，找到了自己的風格一樣。不過顯而易見的是，不論枯筆渴墨還是米氏云山，都因它們印證了某個時代的特點，而被奉為經典、永傳于世。所以，如何讓這種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筆法風格貼合、襯托、凝結時代特點，抑或如何從時代特性中尋找、挖掘、提煉出這種筆法風格，都值得致力于水墨藝術創作的當代藝術家們思考。

　　對古代作品的熱愛與厭倦，對新生風格的不適應和欣喜，這種兩極分化、最終將螺旋上升的歷史發展趨勢，甚至體現在此次展覽的觀眾身上。上了年紀的觀眾大多在畫作前久久駐足，有的還拿著筆記本，認真記錄，而帶著小孩參觀的父母，自己在似懂非懂的同時，還要不時面對孩子的苦苦哀求：“爸爸媽媽我們別看了好不好？這個一點都不好看！”的確，這樣的作品只能存在于博物館，它之所以被當下珍視，是因為它屬于過去，但正是這點使它永遠地屬于未來。這場暗藏摹古與創新之意的古代繪畫展，足以供藝術愛好者、創作者借古鑒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