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第一、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1917年考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從浙江永嘉來到京城。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原是清政府郵傳部所辦的鐵路管理傳習所，民國初年改為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是后來北京鐵道學院和北方交通大學的前身。學校當時在城里，西城李閣老胡同。上學期間，鄭振鐸借住在東城他一位在外交部任職的叔父家，離青年會教堂不遠，他課余時間常到那里讀書。圖書館雖小，卻很有些可讀之書，特別不少英文、俄文的文學原著，讀者中則更有些出色人物。在那里，鄭振鐸結識了瞿秋白、耿濟之、瞿菊農、許地山等人。瞿秋白、耿濟之是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他們常看的書是托爾斯泰、普希金等人的俄文版原著，鄭振鐸則讀英文版的契訶夫和高爾基。他們組織了讀書會，經常聚在一起談讀書心得，探討社會時政。他們開始翻譯契訶夫等人的劇本，一本《俄國戲曲集》就是他們最初的成果。他們積極投身學生運動，并都成為各自學校的學生領袖。1919年，鄭振鐸與瞿秋白等人還創辦了《新社會》旬刊。在由鄭振鐸執筆的《發刊詞》中道出了他們的共同理想：“創造德克拉西的新社會。”

　　由于有明顯的激進傾向，《新社會》只出了19期就被京師警察廳查禁了。轉而又辦《人道》月刊，也只出了一期。而后這些年輕人便開始給一份名叫《新中國》的刊物投稿，主要翻譯俄國文學作品。耿濟之的第一篇譯作是托爾斯泰的《家庭幸福》，鄭振鐸的作品則是從英譯本轉譯的。那段時間，耿濟之與鄭振鐸還以C.Z.和C.T.的筆名合譯了《赤色的詩歌──第三國際頌歌》，即《國際歌》。這是最早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歌》。

　　1921年1月，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正式成立。發起人中就有鄭振鐸。研究會會刊《文學周刊》的主編也由鄭振鐸擔任。

　　同年，鄭振鐸來到上海，進入商務印書館。期間擔任過《小說月報》主編、《公理日報》主編、《兒童世界》主編。后來他還當過教授教過書，自己也編過、著過、譯過很多書，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文學大綱》是很有名的作品，他倡議出版了《魯迅全集》，他是泰戈爾《飛鳥集》的第一位中文譯者，他的散文《貓》入選了現在的中學語文課本，他平生的志趣全與書有關，包括古籍收藏。而他在抗戰時期對古籍的搶救，竟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1937年起，日本侵略軍陸續占領了上海和東南各省。江浙皖以及上海藏書家所藏珍本圖籍紛紛流落上海書肆并大量散失海外。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對此非常憂慮，決心發起一場搶救行動。他聯系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北京大學教授張鳳舉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文獻保存同志會，并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等部門機構申請撥款搶救古籍。在而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內，文獻保存同志會以政府教育部所撥百多萬元款項，搶救了大量珍貴古籍。購得玉海堂、群碧樓、嘉業堂、鐵琴銅劍樓等十數家著名藏書樓流散出之珍藏，共收善本古籍多達三千八百余種,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種。依原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言，中央館善本庫中的藏品，幾乎都是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孤島”時期的上海搶救出來的。

　　這場行動中，最具“戲劇”色彩的莫過于他收購《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的曲折過程了。

　　元代是中國戲曲的巔峰時代，誕生過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戲曲大家。但由于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劇目，多年間僅限于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選雜劇一百種。后來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研究推斷，流傳下來的元雜劇本應該還有一個“六十四冊”。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鄭振鐸就開始關注這套書，但直到日軍占領上海后才得到“三十二冊”的確切消息，但對于千元的要價實在是無能為力。他先是將此消息電報告知政府教育部的盧冀野，自己則向朋友、商務印書館以及上海暨南大學同仁借款，第二天即趕去交錢。書商答應次日交貨，并說另外“三十二冊”也有下落，也可代為購買，但須再付兩千元。鄭振鐸喜出過望，忙著回去籌款去了。不想當他次日下午再去，竟被告知有人已將兩個“三十二冊”搶先收歸一處，竟是非萬元不肯出手了。鄭振鐸當然不肯罷休，好在盧冀野傳來消息，說教育部打算買下。當時兼任教育部部長的陳立夫也發來電報，要他盡量壓價，答應由教育部承擔這筆巨資。雖然如此，但教育部撥款急切難到，還是鄭振鐸找暨南大學代校長程瑞霖籌足款項，又經開明書店的陳乃乾從中“作伐”，最終以九千元將書購下。

　　現藏于國家圖書館的這本書被鄭振鐸命名為《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此書是趙清常在明朝萬歷年間抄校而成，原為六十六冊，后失二冊，先后為錢謙益、錢曾、黃丕烈、汪士鍾、丁祖蔭等至少九位藏書大家所擁有。全書包括元明雜劇二百四十二種，其中一半以上是未曾流傳的孤本。事后鄭振鐸這樣說：“我在劫中所見、所得書，實實在在應該以這部古今雜劇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書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時而得到了二百多種從未見到過的元明二代的雜劇，這不該說是一種‘發現’么?肯定地，是極重要的一個‘發現’。不僅在中國戲劇史和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們說來是一個極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國文學寶庫里，或中國的歷史文獻資料里，也是一個太大的收獲。”“這個收獲，不下于‘內閣大庫’的打開，不下于安陽甲骨文字的發現，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