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房限購限貸，開車限行限號，坐地鐵限流限入……如今，老百姓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對諸多的“限象”。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種種“限象”已經由北上廣等特大城市傳染到一些二線城市，由住、行傳遞到更多領域，由大念“限字訣”上升到玩起“費字訣”，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限”上了癮，得了“限令依賴癥”。

　　一味依賴“限”，其實是一種懶政思維。“懶政思維是指原本該由自己做的分內工作，卻寄希望由別人來分擔，這實際是一種隱性的不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限令輪番出臺，效果依然不彰，究其原因，不是因為限得還不夠，而是因為城市管理者過于依賴“限”，沒有從更多的方面找辦法。不是認認真真找根源，而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是從公共服務上轉變思路找差距，而是簡單地限制市民的種種需求，這實際上是懶政、庸政的表現。

　　古時有一位外科郎中，士兵中箭后他只管剪去露在外面的箭桿，至于肉里的箭頭，那是內科大夫的事，與他無關。這種剪箭療傷的邏輯，其實就是典型的懶政思維。今天許多大城市因車多、人多、霧霾多，患上了大城市病，如果僅靠各種限制來解決問題，與那位只管箭桿不管箭頭的外科郎中又有何異？到時大城市病沒治好，還埋下了病根兒。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這也給懶政思維敲響了警鐘，那種只圖自己部門省事，不顧群眾是否方便的管理思路，該歇歇了。

　　曾幾何時，中國百姓買衣帽、買糧油、買電視都需要憑票，這也是一種“限”。但隨著改革開放，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票證時代終于一去不復返。可見，目前的各種問題，并非無從解決。

　　城市管理者應摒棄懶政思維，提高自身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既要勤政，更要善政，從改革中要路子，從發展中找鑰匙，才能多為百姓做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