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新聞業和正義而言，這是甜蜜的一天。”美國專欄作家羅布·考爾14日興奮解讀當天的一則重大新聞：普利策獎評委會將公眾服務獎頒給英國《衛報》與美國《華盛頓郵報》，表彰它們揭露美國“棱鏡”監聽計劃。普利策新聞獎是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棱鏡門”是美國全球監聽丑聞的冰山一角，二者如此交匯讓如坐針氈的美國政府似乎再次“自扇耳光”。有美國安全官員批評頒獎決定是“恥辱”，歐洲受害國則呼吁“泄密者”斯諾登前往舉證。15日的國際輿論場中，關于斯諾登“英雄還是叛徒”的辯論再次升溫，這些都折射出包括美國人在內的全球民眾在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的兩難取舍。普利策獎評委會強調此獎與斯諾登本人無關。不過，接下來的好戲可能是，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之一，這個在俄羅斯避難的美國人年底能否再讓華盛頓受辱？

　　恥辱還是勝利？

　　“不要把斯諾登的自負與‘公眾服務’混淆，不要輕描淡寫他的叛國行為。我們要清楚他行為的后果，讓美國及其盟友清楚內外敵人帶來的威脅。我們要直抒胸臆：叛國就是叛國。”這番嚴厲表態14日來自英國前防務大臣福克斯，他投書美國《華爾街日報》，稱斯諾登及其同伙爆料的美國政府的非法監聽“并無非法之處”，反而是這種爆料行為“貽害無窮”。

　　斯諾登的“同伙”是《衛報》記者格林沃爾德、馬卡斯基、普瓦特拉絲和《華盛頓郵報》記者格爾曼。當地時間14日下午，鑒于這四名記者“曝光美國國家安全局大規模秘密監聽活動”，普利策獎評委會將公眾服務獎頒給《衛報》和《華盛頓郵報》。公眾服務獎在普利策獎14個新聞類評獎中屬于重量級獎項。評委會的評價是，《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信息權威而豐富，幫助公眾在整體國家安全框架下理解有關曝光的信息”，《衛報》則“通過積極報道國安局監控民眾，掀起政府與公眾就安全與隱私問題的辯論”。

　　普利策獎管理者、哥倫比亞大學的希德·吉斯勒14日強調此獎和斯諾登本人無關。宣布獲獎結果前，外界的猜測重點集中在由編輯、學術界人士和媒體高管組成的19人評委會是否敢有所突破。法國《世界報》稱，長期以來，人們對美國媒體在斯諾登事件中的報道和作用就存在爭議，一些美國議員指責斯諾登是“叛徒”，并連帶譴責那些“為叛徒張目的報道”。《衛報》總編魯斯布里哲在得獎后表示要和《華盛頓郵報》以及斯諾登分享殊榮，為了公眾服務后者承受許多風險，“這些都在普利策獎肯定的同時被認同了”。《華盛頓郵報》執行編輯馬丁·拜倫稱，沒有斯諾登，我們根本無法知道這個國家究竟從尊重個人權利到追求國家權力偏移了多遠，也不會有隱私和國家安全之間適當平衡的辯論，“即便總統也承認這是一個應當討論的問題”。斯諾登14日在《衛報》發表聲明，稱普利策獎評委會的決定“證明了民眾在政府事務中的作用”。他表示，如果沒有這兩家報紙，他公布美國政府文件的行動無法實現。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15日以“一場新聞調查的勝利”為題稱，《華盛頓郵報》和《衛報》贏得普利策獎是一個政治符號。媒體在與美國國安局的較量中贏得“一塊金牌”。奧地利《薩爾茨堡新聞報》稱，普利策獎是“傳媒界的奧斯卡獎”，這些曾經受到美國和英國政府刁難的記者也得到了安慰。實際上，不僅這兩家媒體為丑聞曝光貢獻力量，德國《明鏡》周刊也是斯諾登文件曝光的主要媒體，但真正的獲獎者應該是斯諾登。可以預料，美國情報機構的丑聞還沒有結束。

　　“斯諾登并不是英雄。”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14日在喬治城大學演講時表示，“年輕人把斯諾登看成英雄讓我感到不舒服”。斯諾登讓這個國家變得不再安全。美國眾議院反恐和情報委員會主席彼得·金通過美聯社批普利策的決定是“恥辱”。彼得·金說，斯諾登爆料導致美國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并將其行為比做1944年盟軍諾曼底登陸前將登陸計劃曝光，記者有不報道敏感信息的道義責任。法國《費加羅報》分析說，對于彼得·金等一直將斯諾登視作“賣國賊”的美國保守人士而言，普利策獎的決定等于“獎勵斯諾登，是賣國賊幫兇”。 （蕭達 孫微 青木 楊明 甄翔 玉鵬 伊文）